22股东会现场三周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天气冷极了，寒风吹在脸颊上像针扎一样疼。长蛇一样的队伍已经从会场门口延伸到了马路边，还在街角拐了个弯。从早上4点起到现在，我们已经等待了3个小时。我又一次来到了奥马哈，不过，这次我有了后援团。瑞安是后援团成员之一，他是一个善于计算的家伙，但此刻他对计算提不起任何兴趣。他弯着身子，颤抖着，头上包着头巾，看起来像个老妈妈。我努力让他兴奋起来，不断问他一些有关巴菲特的奇闻逸事。他嘴巴里嘟哝着说：“我……我……太冷了，根本无法思考！”布兰登，一手紧紧抓着一本书，放在鼻子下面；另一只手举过头顶，拿着手机照明。他保持这个姿势已经有15分钟了，我不知道他是在聚精会神地看书，还是已经冻僵了。当然，凯文是不可能被冻僵的。他不停地跳着，四处走动，微笑着给我们分发燕麦条，努力让我们振作一些。安德烈对燕麦条毫无兴趣，他一边往嘴唇上涂无色唇膏，一边和身后不远处的一个女人说笑。天还没亮，安德烈却想打电话找人聊天。还有科温，他累得已经顾不上寒冷了，他把羊绒外套当毯子盖着，躺在了过道旁，还睡得非常香。这就是我的队伍。肯定比不上海豹突击队，但也不是“阿呆”和“阿瓜”。站我前面的男人转身问我。“你做股东多长时间了？”后援团里没有人是股东，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幸亏科温从过道挤过来缓解了尴尬。他提了提自己有点松垮的裤子说，“是这样的”，他抬了抬手，显得很自豪，“我们是巴菲特先生邀请过来的”。我顿时愣住了。科温说的确实是事实，他短短的一句话就把问题说清楚了。几个月前，巴菲特的助理给了我们股东年会的通行证。这也许是因为这位助理多次拒绝我后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也可能是因为她天性善良。这张通行证就像是巴菲特“超级碗”的门票，而且只有记者和股东才能拿到。虽然此时此刻我还看不到有任何好处。自从和迪安·卡门会面后，我就和巴菲特的助理打电话咨询能否给我通行证。“没问题啊，亚历克斯。我马上给你发通行证。”“非常感谢！可是我还想多要几张，您看可以吗？”“当然可以。你想要多少张？”“嗯……6张行不行？”“应该没问题。”“太感谢了！另外，确认一下，在提问环节的时候，听众可以向巴菲特先生提一些问题，对吧？”“亚历克斯，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听众是可以向巴菲特先生提问的，但你得知道大概只有30~40个人有这样的机会，而现场总人数将近人，你有机会提问的概率只有1/10。这和买彩票一样，全是随机的。虽然我非常佩服你的执着和乐观，但我却爱莫能助。”好吧，既然不能依赖别人，那就让我主宰自己的命运吧。会场门刚一打开，人群前排就爆发出一阵欢呼。数千人开始跃跃欲试，甚至互相推搡，无数只手臂在空中挥舞着，无数个笔记本在空中晃动着。大家嘴里大喊着“让一让，请让一让”，这场面就像奔牛活动一样。我和团队成员像潜水运动员一样从涌动的人群中浮了出来。安德烈跳上了楼梯，科温沿栏杆往前滑，凯文爬上了椅子。终于，我们成功地占据了前排靠近舞台的6个座位。会场里人山人海。我回头看了看四周的情况，会场应该有6层。我不禁想，身边这数以万计的座位马上会被人海填满，他们每个人都拼命地想获得向巴菲特提问的机会。我面前是一个巨大的舞台，上面矗立着宽大的帷幕，帷幕前有3个巨幅电子显示屏。舞台中间摆放着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巴菲特先生和他的副主席查理·芒格将要坐在那里。我们满怀期待，却没有任何具体计划。我想，一旦有机会，我和朋友们就该弄出点什么动静。如果说在《价格猜猜猜》中我学到了什么的话，那一定是这句心得：办法总是有的。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这时候，我看到面前有一个写着“第一站”的指示牌，指示牌前站着一排人。“瑞安，”我大叫，“跟我来！”在“第一站”的指示牌前，一个女志愿者正给参会者逐个发放一张金色纸卡，与会者要在这些金色纸卡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并投进眼前的大桶里，桶的左边放着一个黑色的麦克风。我们走到志愿者跟前时，志愿者就递给了我们两张名签。“我们能先问个问题吗？因为是第一次来这里，我们想知道怎样才能投票呢？”她告诉我们，一个人只能领取一张名签，名签将会全部放进大桶里。“大会开始前，我们会选出一些名签，”她又说，“这纯粹是数字游戏。我希望你足够幸运，因为这毕竟是概率很低的事情。”我和瑞安站到一边，观察着第二站，又远远看了看第三站。后面还有一排数字，估计是第八站，第九站，直到第十二站。“随我来。”我一把抓住瑞安。我们又跑到第二站，问了志愿者一些问题，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我们得到的是同样的回答。然后是第三站。第四站。第五站……我想方设法地把我们的事情都告诉了那些志愿者，我们是如何坚持6个月来一直给巴菲特写信的，我们为什么要来参加这次年会，等等。志愿者的答复似乎全都一样。突然，一个志愿者把我们拉到了一边。“事情也不是完全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她说，“从去年的情况来看，不是所有站的中签概率都是一样的。”“您能说得再具体一点吗？”她解释说名签不是全部放在一个桶里的。这些名签从每一站收回，就组成了12个不同的抽签组。靠近舞台的组的名签估计有上千张，而有的抽签组的名签很有可能只有几张。“很有道理，”瑞安说，“坐在前排的绝对是非常想提问的人，而坐的远远的人估计并不想引人注意。”瑞安突然兴奋了起来，好像脑子里马上安装了处理器一样。他环顾会场，若有所思。“看，那里大概有人，那里有，那里，那里。如果我们……”他突然停了下来，一个数字在他眼前一闪而过。瑞安大喊：“第八站！”我飞奔到会场的前面，赶紧招呼朋友们都过来，一起跑上了顶楼。我们到了第八站，拿出我们的名签放进抽签桶里。20分钟后，志愿者开始抽签了。我感觉喉咙又干又涩。朋友们和我一样紧张。大家都知道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志愿者开始宣布幸运提问人了。虽然我们不断地跟自己说被抽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结果却是，我们的6张名签竟然中了4张。***灯光暗了下来，我看着四周的人群，双腿由于紧张和激动在不停地发抖。现场一排排与会者西装革履，手里都拿着记事本或手提电脑，也有人舒服地靠在座位上，边吃着松饼，边喝着咖啡，等待欣赏这场巴菲特的“超级碗”上演。排队的很多人都和我提起过，他们觉得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东大会是一场不容错过的盛会，他们都会提前一年把这件事列入日程安排，甚至有人连续参加了几十年。舞台上方的巨型屏幕上播放起了《与星共舞》节目的视频剪辑，巴菲特和查理·芒格以一身评委的装扮出现在舞台上，观众们马上安静下来。只见节目中的巴菲特不断地给选手打出零分，而芒格则显得百无聊赖，他甚至开始玩起了手机。这时候，节目主持人假装上前劝他俩能不能认真对待这件事情，芒格却往后一靠，显得激动异常。“你千万别跟我说这个！”然后他从椅子上一跃而起，精彩节目就此开始了。他跳起了韩国的江南style热舞。这时，整个会场开始哄堂大笑，音响里传出了“哦，哦，哦，欧巴江南style”的旋律和音乐，场面一下热闹了起来，大家的欢呼声和呐喊声几乎淹没了现场的歌声。接着的一个视频是巴菲特出现在电视剧《绝命毒师》中的一个场景，但画面中他们却不是在做毒品交易，而是巴菲特和故事主人公沃特·怀特之间的决斗场景。他们决斗竟然是为了抢夺巴菲特最喜欢的花生酥。接着是巴菲特和著名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的视频片段，随后是巴菲特和阿诺德·施瓦辛格的一小段喜剧。最后，整个屏幕暗了下来，我想，这一定是年会正式开始了。但出乎预料的是，这时候一个迪斯科球形灯从天花板上垂了下来，色彩斑斓的灯光把整个大厅照耀得像一个夜总会。现场还响起了迪斯科乐曲《Y.M.C.A》的旋律，不过歌曲中这4个字母被换成了“B.R.K.A.”（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缩写）。人群随着歌曲旋律开始高唱，好像这是他们生命中最爱的4个字母，很快，过道上冲出了一列啦啦队队员，气氛顿时热闹非凡。巴菲特和芒格出现在了舞台中央，他们边跳边唱着“B.R.K.A.”，人群瞬间沸腾了，整个会场都被震撼着，就像发生了小型地震一样。科温在我的左边晃动着屁股，往啦啦队队员们身边靠过去。他还接过了一个队员递过来的充气棒，在头顶上疯狂地挥舞着，兴奋得就像这是他蜜月的第一天一样。巴菲特一时兴起坐在了桌子上，他凑近麦克风说：“嗨，各位，可把我累坏了。”接着，他通报了本年度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财务状况，还逐一介绍了坐在前排的董事会成员，这就算是年会的正式开幕了。“接着，”巴菲特宣布，“就是我们的自由问答环节了。”我知道问答环节是股东大会的重头戏。巴菲特和芒格的桌上放着一小沓纸、两杯水、两罐樱桃可乐、一盒喜诗花生糖果酥。桌子的左边坐着来自《财富》杂志、CNBC（财经有线电视卫星新闻台）和《纽约时报》的财经记者们，右边坐着3位财务分析人员。问答环节的情况是这样的，一名记者问了一个关于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在标准普尔指数方面的绩效问题，一位财务分析人士问了关于伯克希尔·哈撒韦一家子公司的比较优势的问题。巴菲特都非常流利地回答了，就像吃了几个花生酥糖一样愉快。他间或问问芒格有没有要补充的，芒格总是摇摇头表示他不需要补充什么。接着，灯光转到了第一站，一个中签者问了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最大的担忧是什么。问答环节就这样循环着进行。记者，财务分析人士，第二站。记者，财务分析人士，第三站。瑞安估算了下，半小时后就轮到我们提出第一个问题了。我们赶紧走向过道做准备。“这些是我准备的问题，”我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纸，“安德烈，你第一个提问，你要问的问题是如何说服别人；我第二；布兰登，你第三，你要问关于如何募集资金的问题；科温，你第四，问价值投资的问题。兄弟们，确定下是否都搞清楚自己的问题了。”“嗯，”科温有点含糊地说，“我实在是太紧张了，怎么办？”我知道自己不该明知故问，但我还是说了句：“你为什么紧张呢？”他无奈地耸了耸肩，没有说话。“嗨，”我说，“你一定行的，对吧？”“别担心，老弟，我不会掉链子的。”我就不细说我们几个的装扮有多么可笑了，简直和这个场合格格不入。周围人都梳着整整齐齐的头发，穿着清一色的卡其色裤子。看看安德烈，他的衬衫没有系纽扣，袒露着胸膛；再看看布兰登和科温，他们都是一副小混混的打扮；科温看起来就像被锁在编辑部三周没有出门，样子邋遢极了；我呢，穿着一件从美捷步网上买来的短袖汗衫，所幸，内搭是我参加《价格猜猜猜》节目时穿过的那件，还算体面。我把自己最想问的问题留了下来，也就是关于“清单管理法”的问题。早先我问过丹，如果运气好得到了提问的机会，我想问关于“清单管理法”的问题。丹说非常好，但是不要在对话里提及他的名字。我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巴菲特回答完了第七站的问题后，我把写着问题的纸条递给安德烈，他走到了第八站的麦克风前。一个记者问了问题，然后是一位财务分析人士提问，然后聚光灯照到了安德烈的身上。“你好，我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安德烈，”他的声音在扬声器里回响，“在一些主要事件中，比如您并购桑伯恩地图公司或喜诗糖果公司时，还有您购买伯克希尔的股份时，在他们不想卖出的时候，您影响他们做出决定的三个因素是什么？”“嗯，”巴菲特说，“呃，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是桑伯恩地图公司和喜诗糖果公司……”最初写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没感觉到哪里有不妥当。但当安德烈现场说“他们不想卖出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不像一个问题，更像是一种谴责。“喜诗糖果公司……”巴菲特继续说，“喜诗糖果公司当初出了致命的问题……”我听见巴菲特在回答这个问题，但很快我就意识到，他并不想清楚地回答它，他对那些处理措施避而不谈。他只是说了一些有关喜诗糖果公司的现状，这样的答复并不是我想要的。“查理应该比我记得更清楚。”巴菲特又说了一点别的，接着就回答下一个问题了。收购喜诗糖果公司和桑伯恩地图公司都是发生在40年前的事情了，估计他们也不想谈论这样的问题。让我懊悔的是问题中有过多的细节和措辞不当，让当事人听起来像一种指责。这样，提这个问题也就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幸运的是，我们还有3个问题。终于轮到我提问了。工作人员仔细检查了我的票，然后示意我到麦克风旁边。我透过黑暗从看台望向巴菲特，我可是在桌面上把他的照片贴了6个月了。为了这一刻，我阅读了几十本书籍，钻研过几百篇文章，和丹在电话上讨论了长达数十个小时。我终于赢得了采访他的机会。“好的，接下来第八站继续提问。”巴菲特的声音响彻了整个大厅。聚光灯打在我的身上，散发着刺眼的光亮，我几乎看不清手中的便利条。“您好，我是亚历克斯。”我的声音在麦克风里像回旋镖一样，带着一股力量向我扑来，使我几乎站不稳了，“我来自洛杉矶。巴菲特先生，我听说过你关于如何集中精力完成目标的事情。据说你会写下25项你想去完成的事情，然后再选出你最想完成的5项，然后就要尽量避免让另外20项发生。我好奇的是你是如何想到这个办法的，以及你还有什么其他方法来实现你的期望吗？”巴菲特笑道：“我更好奇你是怎么想出这样一个问题的。”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笑声，感觉就像整个场馆里的人都在嘲笑我，这种感受我实在难以描述。“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巴菲特说，“这听起来倒确实是个好方法，但是它远远超过了我的自律能力。如果他们硬要把糖放在我面前，”他指了指桌上的喜诗糖果，“我就会把它吃了。”在聚光灯下，我感觉自己的脸有些发烫。“我和查理的生活都非常简单，”巴菲特又说，“但我们都明白自己喜欢什么，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查理喜欢建筑设计。他不再是那个初出茅庐的设计师，他现在练达老成。你也知道，我和查理都喜欢阅读大量的书，但是我从不列阅读清单。我回忆不起我做过任何需要列清单的事情。”“但是，也许我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巴菲特说，他的话又引起了更多的笑声，“你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一瞬间，聚光灯熄灭了。我踉踉跄跄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我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但我明白当我穿过过道的时候，那些低语和大笑声意味着什么。我低着头，看都不想看任何人一眼。***我刚坐下，科温就凑过来说，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可能出乎巴菲特的预料了，如果我们想得到更清晰的答复，下一个问题就要简单直接一些。我认同他的观点，于是我们把布兰登拉到一边，告诉他问题要简单明了，这样巴菲特就无法绕圈子了。我和科温一起陪着布兰登走向提问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教布兰登如何控制声音，并一字一句地把问题表述清晰。我们刚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布兰登就走到了麦克风前。“大……大……家好，我……我是布兰登，来……来自洛……洛杉矶。”布兰登结结巴巴地说着。这还是我听到布兰登说的最清楚的句子。布兰登说得那么清楚，那么缓慢，听起来吞吞吐吐的。“如果我20岁出头……”布兰登结巴地说道，“作为一位新手独立……投资人，如果没有投资经验，我如何……才能让我的客户把钱放到我这里呢，对此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巴菲特沉默了一会。“好，”巴菲特说，“问题倒是很不错，你也把它说完了。”人群中又爆发出一阵笑声。我想巴菲特应该意识到事情有些蹊跷。这是另一个20岁左右的小人物，也穿着牛仔裤，也来自洛杉矶，也在第八投票站，问题也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大家应该对把钱交给别人投资保持谨慎，”巴菲特说，“即使投资人有良好的投资记录。事实上，丰富的投资经验并不能说明什么。有些年轻人想学理财，也想后期吸引投资资金，我倒是建议他们尽早学会如何做投资记录。虽然我们聘请托德·康姆斯和特德·韦施勒来管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投资业务，但是我和查理还要看他们的投资记录，而且我们只看我们相信和看得懂的投资，因为我们看过很多没什么意义的投资记录。”“就像一个抛硬币比赛，”巴菲特继续说，“你找到3.1亿只大猩猩，让它们抛硬币，连续抛10次，大概也会有30万只大猩猩能够连续10次抛出正面朝上的硬币，然后这些大猩猩可能会吸引到很多人出钱投资它们的下一场抛硬币比赛。”“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巴菲特说，“我们雇用能手来管理资金，来分辨谁是靠运气、谁是真正懂得该如何运作的。”“这个……”查理·芒格插了句话，“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有家人辛苦挣来的10万美元资金在手了？”“是啊，”巴菲特笑着说，“我希望他们把钱给我后还能爱我。”“就是这样，就是……”巴菲特说这些话时有些停顿，“这个过程非常缓慢，而且就应该如此缓慢。正如查理所说，有些人以为我们在做庞氏骗局；另一些人也担心，因为他们是在奥马哈投资。”“想要吸引资金，你就要让资金物超所值。你要保持长期良好的投资记录，你要向出资人解释为什么你的投资是经过审慎思考的合理投资，而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或撞大运。对吧，查理？”“作为一个25岁的年轻人，你的投资生涯刚起步，”查理·芒格接着说，语气非常谨慎，带着深思熟虑的口吻，“你如何才能吸引到资金？”虽然我不知道查理·芒格想表达什么，但可能是他感觉巴菲特的回答太绝对了。他似乎想让我们避免再次陷入困境。查理·芒格补充说，如果一个年轻人没有投资记录，最好的筹资方法就是从那些完全信任你的人那里得到资金，因为他们了解你以往做事情的态度和能力。这些人可以是家人、朋友、大学教授、前任老板，甚至是你朋友的父母。“对年轻人来说，这是件很难的事，”查理·芒格说，“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刚投资的时候都是从小规模开始的。”巴菲特和查理·芒格将话题转向了对冲基金，然后是下一个提问。布兰登回到了座位。虽然受尽嘲笑，但至少我们得到了回应。我们还有最后一颗子弹。该科温上场了。巴菲特在回答第七站提问的时候，科温就开始走向麦克风。聚光灯照在第八站。科温斜站着，一手拿着提问纸，另一只手掖着他松松垮垮的裤子，似乎怕它掉下来。他开始提问题了，但我听不到他的声音。他的麦克风被关掉了。巴菲特的声音在会场响起：我们休息5分钟。谢谢大家的到来，明年见！就这样，巴菲特结束了问答环节。科温站在聚光灯下，掖着裤子，愣在原地。***我和朋友们使劲挤出了会场，心里满是迷茫和困惑。当我们穿过拥挤的大厅时，大家都盯着我看。有一个家伙拍了拍我的后背说：“老兄，问题问得好啊，你可是让人笑掉大牙了。”我们没有吭声，继续向前走。我们穿过过道的时候，人们还在窃笑。凯文把手放在了我的肩上说：“别放在心上了。”我们默默地走着，几分钟后，凯文轻声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你的问题完全没有切中主题啊？”“我没有不着边际，”我说，“是巴菲特不着边际。”我把“清单管理法”的事情告诉了凯文，以及我是如何遇见丹的，丹是如何承诺把我介绍给巴菲特的，丹又是怎么为巴菲特工作的，还有丹让我制作网页和送鞋子的主意等一系列事情。凯文有些惊异地看着我。“巴菲特怎么能说他不知道什么是‘清单管理法’呢？”我一边说着，一边情不自禁地大喊，“我不明白为什么巴菲特会撒谎。”凯文静静地看着我说：“如果撒谎的不是巴菲特，那又说明什么呢？”23好人金先生很快，我发觉凯文的猜测是对的。股东大会后不久，丹的女朋友打电话告诉我她也觉得丹很可疑。她联系了巴菲特的助理后得知，丹从来没有直接为巴菲特工作过。我真的有些难以置信。我打电话向丹求证这件事，但他立即否认了。短暂的沉默后，他突然问我身边是不是还有其他人在听我们的对话。我告诉他没有别人在旁边，还问了他的一些背景信息，这时候我们的对话就变得很不愉快了。虽然他回答了我的问题，但都是只言片语。接着丹就挂掉了电话，从此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从来没有过这种被背叛的感觉。因为他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陌生人，他是我最信任、最在意的好朋友。可是他却对我说谎了，这让我痛彻心扉。也许这正是我需要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学习的：有些人并不像他们自己所标榜的那样。我不顾一切地想接近巴菲特，却忽略了丹一直是我身边潜藏着的隐患。这次的教训让我明白了：身处绝境让我失去了起码的判断力。同时，我自己的意志也不够坚定。遇见丹之前我已经有了自己的计划，我和丹交朋友的唯一目的就是结识巴菲特。在旧金山的时候，当着他女朋友的面，我让丹陷入一种骑虎难下的境地。虽然他歪曲了事实，但丹并没有继续他的谎言。反倒是我在不断地迫使这个谎言继续发展，是我内心的谋划和策略把他一步步逼入死角。谎言滋生了谎言。从奥马哈回到洛杉矶后，我的心情跌入了谷底。不久后，我和科温坐在一家杂货店门前一起吃三明治，他想方设法地要让我振作起来。“嘿，兄弟，”科温说，他嘴巴里塞满了东西，“我知道你不开心，这也不能怪你，但该放下的还是要放下，生活还是要继续啊。”我叹了口气，默默地吞咽着三明治。“你要把注意力转移到正事上来，你不是还要做其他的访谈吗？”科温继续说。“我一事无成，”我说，“即使有其他的采访，也会被我弄砸的。看看我在股东大会上干的好事。我安排安德烈提出如何公关的话题时，添加了太多的细节，这让巴菲特感觉很不舒服。我既找不到访谈的机会，也不知道该如何进行访谈。”“你不要对自己太苛刻了，”科温说，“做访谈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它不只是提问题那么简单，它是一门艺术。”就在我们聊天的时候，一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一辆黑色林肯轿车缓缓开了过来，停在我们面前。车门打开的时候，从车上走下的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主持人——拉里·金。我一时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世界级访谈节目的主持人正从我的眼前经过，走向路边的杂货店，而且，他竟然是一个人。要知道拉里·金的节目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已经播出了25年，他迄今为止访谈过不下00人。众所周知，他就住在附近，而且他每天在哪里吃早餐大家也很清楚。我何不走上前去采访他呢？心里这么想着，我却一点儿也挪不动步子，只是愣愣地看着他走进了那家杂货店。“嘿，兄弟，”科温说，“勇敢点，去和他聊聊。”我感觉自己的双腿像灌了铅一样。“快点进去啊。”科温催促着。我不清楚自己当时愣住是因为一贯的退缩，还是没有从6个月前被拒绝和羞辱的阴影中走出来。“去吧，”科温拍了拍我的后背，把我拉了起来，“他已经80岁了，估计还没走多远。”我站起身推门走进了那家杂货店，开始四处寻找拉里·金的身影。我看了面包房，没有看到他；看了琳琅满目的水果区，也没有看到他；看了摆放整齐的蔬菜区，还是没有看到他。我突然想起他把车停在了卸货区，那里不能长时间停车，那他可能也不会在店里待多久。我跑到了这家店的最里面，然后沿着每一条过道找了起来，到处都没有看到拉里·金的身影。我向左拐了个急弯，走过金枪鱼罐头的货架，快步走到速冻食品区，我又快步跑到了最前面，看了一遍收银台，还是没有人。我又一次把事情搞砸了，只能气急败坏地踢了身旁的购物车一脚。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看见拉里·金就站在我的眼前，我又一次变得手足无措，只能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当我拖着沉重的脚步穿过停车场时，在离我30英尺左右的地方，我看见了一位穿着吊带裤的老人。刹那间，我内心压抑了许久的苦闷和能量开始聚集迸发，我扯开嗓子喊了一声：“金先生！”拉里·金先警觉地耸起了肩膀。他慢慢地转过身，眉毛挑得很高，惊讶地张着嘴巴，脸上的每一条皱纹似乎都收紧了。我飞奔到他面前说：“金先生，我叫亚历克斯，今年20岁了，我一直想向您问声好……”他抬起手说：“哦！这样啊，你好。”说着，他加快步伐走开了。我一声不吭地跟着他走到人行道旁的停车位上。他打开后备厢，把买的东西塞了进去，然后打开车门准备上车了。我又大叫起来。“等等！金先生！”他看着我。“我……我能和你共进一次早餐吗？”他看了看四周，这个时候人行道上正好有十几个人看着我们。拉里·金叹了口气说：“好吧，好吧，好吧。”他说话时带着浓重的布鲁克林地区口音。他系安全带的时候，我赶紧说了声谢谢。没等他关上车门，我大声地问：“金先生，什么时间呢？”他看了我一眼，砰地关上车门。我隔着车窗玻璃大声叫喊：“金先生，我们几点见面呢？”他发动了汽车引擎。我挡在了车前，在风挡玻璃前挥舞着胳膊继续喊着：“金……先……生！几……点？”他气冲冲地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人群，摇摇头说：“9点！”然后就开车离开了那里。***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了拉里·金常去的饭店。我看见他正坐在第一间包厢里低头喝麦片粥，他的身边还坐着另外几个人。他们身后的墙上悬挂了很多张照片，是拉里·金采访贝拉克·奥巴马、乔·拜登、杰瑞·宋飞、奥普拉·温弗瑞和其他一些人的照片。他的旁边还有个空位，但因为有了昨天鲁莽行为的教训，今天我就没有贸然地坐在那里。于是我站在了一旁，离拉里·金有几米远。我轻轻地向他挥挥手，打了个招呼。拉里·金抬头时认出了我，他嘴里粗声粗气地咕哝着什么，然后就转向了他的朋友。我觉得他是在示意我过几分钟再去找他，于是就坐到了隔壁的另外一张餐桌旁，等着他叫我过去。10分钟过去了。30分钟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最后，拉里·金起身朝我走了过来，我顿时觉得紧张极了。但是他却从我身边走过，径直向门口走去。我赶紧挥手喊了声：“金先生！”“怎么了？”他说，“你到底想干什么？”一阵熟悉的刺痛感穿过了我的胸膛。“实话告诉您，”我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说，“我只是想向您请教如何做人物访谈？”这时，他脸上露出一丝笑意。他的眼睛好像在说：“你为什么不早说呢？”“好吧，”他说，“年轻的采访者总说他们不知该如何做人物访谈，他们都希望向有经验的人求教，比如芭芭拉·沃尔特斯、奥普拉或者我，他们观看我们如何做访谈，还模仿我们的节目。然而，他们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这种模仿。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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