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选择中国古代文化的代表物，故宫一定会名列其中。这座安置明清两代最高皇权的宫殿群符合中国人一贯的历史观：庙堂，帝王，权谋，宏大，威严，神秘。一谈到它，脑子里都是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高耸大殿，红墙金瓦。而实际上在海峡的另一边，巍巍青山的环抱里，还有一座同样名称的建筑群，成为大陆观光客踏上宝岛后的必选景点之一。熙熙攘攘，摩肩接踵，人们带着复杂的心情注视着和数千公里外的同名者相似又迥异的物件。

耐人寻味的是，在我们意识到大海隔出了两个故宫的同时，就会参与到谁是正宗的评判中。“有宫无故”与“有故无宫”，简直可以成为历史与文物界的超级IP，从学界一直吵到民间，各自表述，喋喋不休。

我曾有幸穿行过两个故宫。我感慨于一个宏大，一个精致，也感慨于两者本该亲密却显得疏离的关系，更感慨于围绕着两个故宫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跌宕起伏。它们的悲欢离合，远比证明谁是正宗更让我心驰神往。

没曾想，一个日本人让我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了部分答案。年出生的野岛刚，入职《朝日新闻》社后长期担任驻台北特派员，先后采访报道过中华文化圈的政治、外交、文化等多诸多议题。后来出版了《两个故宫的离合：历史翻弄下两岸故宫的命运》，在海峡两岸引起强烈反响。如今，他又出版了新书《故宫物语》，在探求两个故宫故事的道路上星夜兼程。

本来与故宫素无关联的野岛刚为什么会执着于这个话题？

故宫是了解中国的一部好教材。对日本人如此，对中国人也是如此。

故宫原指“紫禁城”，是明清两朝皇帝处理政务和居住的皇宫。辛亥革命胜利后，于年改作了博物院。从这一刻开始，延续到年，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整个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故宫也就和整个时代同步，起起伏伏。

在新作《故宫物语》里，野岛刚把“故宫”的概念作了扩大化：集中过皇宫文物的场所。因此，书里出现了四个故宫：北京、台北、沈阳、南京。他还造访了位于四川乐山，承担抗战期间保存故宫文物重任的“战时故宫”。所有这些与故宫相关的文物、场所、人，构成了《故宫物语》的三个部分：话文物、谈故宫、访昔人。作为非历史专业著作，作者在17万字的篇幅里，分成了90话，各处均点到为止。

第一部分“话文物”，重点讲述台北故宫36件标志性馆藏珍宝。无论是《翠玉白菜》、《溪山行旅图》、《快雪时晴帖》、《毛公鼎》还是《富春山居图》，野岛刚都在短小的篇幅里写尽文物的来龙去脉，历史价值。第二部分“谈故宫”，重点讲与故宫相关的41个历史人物或事件。第三部分“访昔人”，则集中了13篇四个故宫的历任院长与名人专访记录。借这些与故宫命运深深勾连的人物之口，揭露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在看似浅尝辄止的简洁文字背后，是野岛刚的深刻考量。他在后记中自述，“我想尽量从总体的角度，呈现‘故宫学’的世界，带领读者领略体会。”他所选取的九十个故事的取向，不仅仅从艺术史的价值观出发，更要考虑“对于人类的文化意义”。他以书写的方式，默默地从事着向日本人以中国人普及故宫的工作。

普及，言易行难。

当我们沉浸在《如懿传》等一干宫廷秘史中无法自拔之时，其实更应该知道陶器、瓷器、玉器在中国的发展路径；更应该知道秦始皇通过“嘉量”来展现自己统一江山社稷的经济思想；更应该知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中国人通过步行脚量，与世界开展的交流；更应该知道“西洋蛮夷”给中国带来的种种异域物件和思想。文物是具有连续性地保存历史的载体，中国文化延续数千年而从未中断，与历朝历代重视收集文物，把文物视作政权正统性的象征不无关系，这也使得文物成为历史最好的见证。

但在我们习以为常的历史教育中，向来重年表轻场景，重意识轻物质，重人物轻器件，很少有从一件件具体文物的角度来观察历史。那些面目模糊枯燥乏味的公元前,,并不会有效地传递历史的厚重。

例如中国人人皆知苏轼，大家对火烧圆明园耿耿于怀，也多少了解二战后期东京遭受轰炸，但如果不是一本《寒食帖》，是很难想象这些离散的时空、人、物会有可能放在一起评述：三大行书之一的苏轼《寒食帖》原为宫中宝物，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遗失，流落民间。年，被日本藏家菊池购得。次年，日本东京大地震，菊池家所藏古代名人字画被毁于一空，唯有这幅作品被抢救出来。二战后期，东京屡遭轰炸，很多文物惨遭损毁，所幸《寒食帖》一直安然无恙。二战结束后，年，《寒食帖》在离开中国近30年后，重回祖国。野岛刚在《故宫物语》中详细地描述了《寒食帖》的惊险经历，让文物和历史都显得生动具体，鲜活感人：“珍贵的文物自有其生命力和灵性，总能化险为夷，发生不可思议的奇迹”。

作为一个日本记者，野岛刚特别留意故宫与日本的故事。故宫的“一分为四”，都和日本有着密切的关联。日本扶持溥仪在东北建立伪政权，让一部分皇家器物搬移到东北；日本大举入侵华北，让文物从北京迁往南京；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又让这些文物一路向南向西进入四川；抗战胜利后爆发的内战，继续驱使着文物向东南方向转移。

在谈及中日关系对故宫的影响上，野岛刚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客观冷静，他既注意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给故宫带来的负面影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