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艾尤卜王朝苏丹萨利赫死后，继承人突兰沙上位不久后便被刺身亡，萨列赫的遗孀舍哲尔杜尔独操政权，但仅仅统治了80天。不久，马穆鲁克公推艾伊贝克为苏丹，艾伊贝克成为马穆鲁克王朝第一任苏丹。但真正意义上的马穆鲁克王朝的建立是由拜伯尔斯主导成型的，他建立了集权统治体系，“相较于前几位在对手威胁下勉强维持着短暂统治的前辈，拜伯尔斯使自己成为了全方位最高统治者”。

一、恢复哈里发制度

众所周知，马穆鲁克王朝的苏丹出身低微，为给政权穿上合法的外衣，同时弥补马穆鲁克身世在社会及法律上的缺陷，“拜伯尔斯仔细培养、维护自己的三重身份——第一是艾尤卜王朝的真正继承者，二是他所属的突厥裔马木路克同僚的领军者，三是穆斯林统治者典范”。因此，伯海里系苏丹一方面宣称与艾尤卜王朝苏丹萨列赫的关系，另一方面，积极扶植哈里发，利用哈里发的宗教影响力为其正名。然而，年蒙古军征服巴格达，阿拔斯王朝的末代哈里发被杀。为此，拜伯尔斯的第一步是扶植一位新哈里发。

按照伊斯兰教法规，哈里发是安拉在大地上的影子、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必须出身于古莱希族。年，拜伯尔斯从蒙古大屠杀的幸存者中找到一位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家族的幸存者噶西姆，据称是巴格达哈里发扎希尔的儿子。年6月，拜伯尔斯为他在开罗举行盛大登基典礼，封其为为“穆斯坦绥尔”，意为“求安拉赐胜利者”一一这个封号曾被其父、其兄使用。同样的封号使穆斯林更容易接受哈里发迁至开罗的事实，公众的忠诚也更加平稳地转移到开罗；同时表明马木路克王朝是伊斯兰世界最强大的政权和唯一能够抵抗蒙古人的势力。

拜伯尔斯凭借这一举措，“哈里发不但授予其埃及和叙利亚苏丹的头衔，而且承认他是所有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同时是最新征服的土地的统治者”，授权仪式不久之后，拜伯尔斯便派哈里发率军收复巴格达，结果被蒙古人打败，哈里发失踪。拜伯尔斯立另一位阿拔斯王室成员哈基姆为哈里发，他成为了之后哈里发的共同祖先。

拥立哈里发的做法为拜伯尔斯在穆斯林世界中博得了很高的声誉，因而为后代所效仿。穆斯坦绥尔之后共出现过15位哈里发，大都徒有虚名，无权过问政治。但失之桑榆、收之东隅，这也使得哈里发远离动荡的派系斗争，使自身能够在王朝的斗争中安身立命。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哈基姆在拜伯尔斯统治时期发挥了政治职能——“哈里发有效地充当了穆斯林之间的喉舌”，即担任马穆鲁克王朝和金帐汗国的中介，号召别儿哥与苏丹联手发动对伊利汗国的圣战。

然而，自盖拉温统治开始，哈里发开始处于被监禁状态。哈里发主要的任务是为新苏丹举行授权仪式，即承认苏丹的合法性。这是由于马穆鲁克王朝的王位继承一般是通过政变，哈里发的承认可以为其统治正名，但是，“实际上，哈里发对新苏丹的授权认可并不能保障后者的地位，或者说是保障赞助其的派系的地位”。如，哈里发穆斯塔克菲一世在穆扎法尔拜伯尔斯称位苏丹时便颁布了授权书，但几个月后，纳绥尔穆罕默德宣称要夺回盖拉温家族的王位，在拜伯尔斯二世的授意下，哈里发再次颁布了授权书。

但最终拜伯尔斯落败，年纳绥尔登位，哈里发按照惯例为新苏丹颁布了授权书。而穆斯塔克菲一世遭到了苏丹的冷遇，两次被关押，年死于流放之地。因此，哈里发的授权只是派系斗争的工具，是苏丹统治的一环。

哈里发是逊尼教四大法官的领袖，但是“苏丹控制着逊尼教宗教机构内高级官员的任免权”，因此，乌力马在更多时候听命于苏丹的指示。最后，作为伊斯兰世界的精神权威，哈里发会定期出席正式场合，在铸造的钱币和每周五的呼图白讲道中，哈里发和苏丹的名字总是同时出现。同时，开罗继承了巴格达的政治和宗教角色，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由苏丹保护，苏丹通过维护朝圣道路获得了丰富的税收收入。

而埃及作为哈里发的新居所也给予了马穆鲁克苏丹在伊斯兰社会一一如阿拉伯半岛、北非、安纳托利亚和其他地区的声望。但是，我们得注意，哈里发迁至开罗虽然使马穆鲁克王朝的统治合法化，但“马穆鲁克的高超军事战绩才是使得其政权被伊斯兰世界承认的关键，与之相比，哈里发的作用可以被忽略不计”。

二、继承制度——非世袭精英继承制度

马穆鲁克王朝是军事寡头政权，没有形成明确的世袭继承制度，王室成员和强有力的埃米尔都是王位的候选人。一方面，苏丹是从马穆鲁克等级制度中产生的。苏丹在统治时期会尽可能地购买、训练和组织自己的马穆鲁克，马穆鲁克通过从十夫长—四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层层晋升，苏丹将埃米尔置于军队和政府的最高位置，以此来拱卫个人的集权统治。苏丹逝世后，军事长官或政府要员争夺王位，有魄力者在较量中脱颖而出，新苏丹的产生结束动乱，王朝再次步入正轨。

另一方面，苏丹通过血统产生，拜伯尔斯、盖拉温、纳绥尔都曾将苏丹之位传给自己的后代，但是这些王子大都只是名义上的苏丹，实权把控在各派系首脑的手中。“继承权向王子和‘监护人’敞开，而在这种过渡时期，马穆鲁克精英总是自发地分裂成不同的派系来争夺王位，然后由利益相关人来评判谁的统治更具合法性”。

总结来说，“君主头衔的获得依靠的是军事首领个人的英勇和掌控的支持者的规模”。在马穆鲁克王朝历史中，王朝的奠基者拜伯尔斯是凭借着在艾因扎卢特战役中的战绩成功上位，谋杀苏丹古突兹，自立为苏丹；纳绥尔两度被废立，第三次登上苏丹之位后便大规模购置马木路克，这才保障了统治地位。值得说明的是，阴谋篡位在整个王朝是一种普遍现象，这种血腥继承伴随着马穆鲁克王朝的王位的更迭，刺客往往成为新任苏丹，“王位的合法性问题实际上是由权利决定的，也就是说合法性与否是由胜利的派系任意评断的”。

马穆鲁克王朝未形成明确的继承制与马穆鲁克的特性有着密切联系，“马穆鲁克体系为保证其军事实力的优越性，其精锐力量必须通过不断注入新鲜血液来保持活力”因此，苏丹上台后都会大规模采购马穆鲁克，通过苏丹的培训和扶植，逐渐替代前朝马穆鲁克精英，造成马穆鲁克精英的身份一般只能持续一代。同时，马穆鲁克的城市性也如他们的奴隶身份一样显著。他们在城镇接受训练并且驻扎在城镇，收入并不直接依靠季节性的土地收获和牧场放牧，也就是说他们的财产趋向于出现在城镇。

同时，马穆鲁克的子女与市民混居并逐渐同化，即使马穆鲁克的收入可能来源于分配的农村地产的税收或是基于向农村地区征税的酬劳，中世纪财政集中化的管理体制决定了税收应归于国家，最终流入宫廷和兵营。因此，马穆鲁克难以使世袭地主的身份扎根于农村。而且，根据伊斯兰的律法，奴隶不能在自由人的身上施展任何形式的司法权，除非被解放了奴隶身份，因此马穆鲁克在解放后才能施展独立的军事权和公民权。而马穆鲁克被解放的先决条件是接受了伊斯兰教诲并皈依伊斯兰教，而穆斯林不能充当奴隶，这就决定了被解放的马穆鲁克无法将奴隶身份遗传给后代。

中世纪埃及的人口存在生殖遗传方面的缺陷，很难追踪马穆鲁克家庭超过三代的记录，同时在这个时期追踪一个乌力马或卡里米家庭超过三代的记录同样很困难。这种困难反映了保有地位和财富的脆弱性，很可能与-年埃及爆发的黑死病有关，“开罗几乎每天都会有-人死亡”，大概丧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而且在年黑死病大规模肆虐后，这种瘟疫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继续侵袭着欧洲和中东地区，反复来袭的瘟疫对城市的影响大于农村，“开罗和其他城市中心的人口剧烈减退，自14世纪中叶后城市开始衰退”。聚居于城市的马木路克肯定首当其冲。

非世袭继承制是马穆鲁克体系的一种特色，但它并没有使王朝处于长期的权利争夺的混战中，而是伴随着周期性的派系斗争运行，这是马穆鲁克王朝政治的关键。一起受训和被灌输对同一主人的忠诚意识的马穆鲁克会形成一种联合倾向，这种联合一直维持到被解放和之后的升迁，甚至延续到他们共同主人的死亡，“尽管这种团结会因人种、族裔、从属关系、野心和利益等因素而更改，但是派系团结形成了一种忠诚系统，从而塑造并巩固了马穆鲁克的政治结构”每任苏丹的马穆鲁克会形成一个派系，如萨列赫的马穆鲁克形成萨列赫系，扎希尔拜伯尔斯的马穆鲁克形成扎希尔系，曼苏尔盖拉温的马穆鲁克形成曼苏尔系。

总结

内斗有着凝聚力量的效果，当地方势力谋求中央的权利时，他们会相应地组织行使各种资源，无意中加强了中央的集权统治。马穆鲁克王朝是军事赞助政权，“军事贵族集团实际上是苏丹或是高级埃米尔扩大化的家庭，这个家庭包括中央和地方亲属、混杂的救济对象、马木路克。而大家庭的供养是基于埃及和叙利亚地区的伊克塔体系，军事寡头集团通过赞助和利益换取忠诚和服务，由此推动政权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