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冷战，是指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及分别以它们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文化乃至科学技术等一切方面，进行既非战争又非和平的对峙与竞争的状态。这场冷战持续了40多年，成为第二次世纪大战后近半个世纪的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自冷战爆发以来，国际学术界对冷战起源的研究持续不断。从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以前，研究队伍主要集中在美国，并先后出现了“正统派”、“修正派”和“后修正派”等三个学派。

概括地说，“正统派”在40-50年代占据主流。他们认为，苏联寻求世界霸权是导致冷战爆发的主要原因。冷战之所以不可避免，是由于苏联对外扩张及其集权的政治制度。斯大林把追求世界革命的狂热和苏联领土的扩张结合在一起，使西方世界感到震惊，于是引发了美国的强烈反应，。这种说法最初来自当时美国的一些精英和当政者。

“修正派”在60年代成为主流。他们认为，冷战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发生的，冷战的爆发应该由美国负责。资本主义的经济需要一个世界体系，而美国的决策者们担心，苏联和其周围的共产党国家会与世界经济体系相互隔绝，因此对苏联发动了冷战。苏联主要是自卫的，如果美国不疏远苏联，冷战或许可以避免。苏联的安全需要不应该受到指责。美国向苏联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是冷战爆发的重要原因。美国的强硬政策和行为方式，迫使斯大林与西方敌对。这一派的代表主要是学者，其观点出现于60年代前半期，主要阐述于70年代初。到90年代冷战结束后，仍然有学者持这种观点。

“后修正派”于70年代兴起。他们认为，美苏两国领导人的实用主义政策，以及双方的一系列决策错误与误解，是冷战发生的重要原因，双方对冷战的爆发都负有责任。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把研究的视野扩大到了欧洲和亚洲，探讨了英国、中国和朝鲜等国家在冷战中的作用。

这一时期苏联学者关于冷战的研究，基本上是反映苏联政府的看法，即将美国所奉行的帝国主义政策和“实力政策”等，视为冷战起源，而苏联的反应主要是防御性的。

冷战结束后，随着大量档案的解密，学术界出现了新一轮冷战研究高潮。在美国出现了所谓“新后修正学派”。这一流派的基本观点是认为，冷战是苏联挑起的，斯大林应该对冷战的发生负主要责任。

与此同时，俄罗斯学者也开始通过研究新解密的苏联档案，从新的角度探讨苏联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并认为西方国家和苏联对于冷战的产生和发展，都负有责任。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冷战史研究也逐渐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重视，其中一些涉及到中国对外政策的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迄今为止，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视角，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如“美国霸权论”，即认为造成冷战紧张局势的根源是美国推行的霸权主义，美国必须对冷战承担主要责任；再如“美苏共振论”，即认为冷战是美苏双方行为的结果，是一个双向和互动的过程；也有学者提出“综合作用论”，即认为以美苏争夺为核心的东西方冷战，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另外，西欧国家特别是英国在冷战爆发中的作用，也是学术界探讨的课题之一。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西欧对美国对苏联在欧洲构成的军事威胁漠然视之感到不安，并最终成功地说服美国直接介入到欧洲的事务当中。因此美国是由于被“邀请”而不是主动的扩张，最终获得了一个“帝国”。一些中国学者也持有类似的看法。

那么，冷战爆发的基本原因是什么？它的发生和发展与国际关系两极格局的形成又有着怎样的内在关系？从历史的长镜头中去考察冷战起源这一在国内外学术界持续不衰的研究课题，不仅要考察冷战爆发的国际背景，更要考察美英苏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存在的巨大差异。

概括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为冷战的爆发提供了条件。美苏两国的国家大战略之间的激烈碰撞，以及它们依据各自的战略而制定的对外政策和行为方式的对立互动，以及英国的推波助澜，最终使冷战未能避免，并一度达到危险的高潮，国际关系的两极格局也最终形成。

冷战的起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反法西斯大同盟经过一系列重大的国际会议，通过一系列公开的或秘密的、书面的或口头的协议，形成了支配战后世界政治的雅尔塔体系。雅尔塔体系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打败德、日法西斯，并在两国彻底铲除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以防止法西斯主义东山再起。具体内容如下。

——具体制定打败德、日法西斯的战略战术；

——在打败德、日法西斯以后，盟国对德国（包括柏林）的分区占领和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消除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德国的赔偿，以及对战犯的审判；

——在世界范围内提倡和平、民主、独立的原则。

第二，重新绘制战后欧亚地区的政治版图，特别是重新划定德国、日本、意大利等法西斯国家的疆界及其被占领地区的归属与边界。具体内容如下。

——在欧洲：盟国（美英苏＋法）分区占领德国和柏林及德国赔偿的原则规定；关于波兰的疆界和临时政府组成的协议；英国和苏联关于东南欧的百分比协议。

——在亚洲：通过关于苏联对日作战条件的秘密协定，满足了苏联对外蒙古、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和旅顺大连的要求；苏联则承诺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中苏友好同盟协定”，并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和整个亚太战略，让美国控制中国和单独占领日本；朝鲜实行国际托管，以后独立。

第三，建立联合国组织，作为协调国际争端、维持战后世界和平的机构。联合国的核心机构安理会的表决程序实行“雅尔塔公式”，即“大国一致原则”，以美苏中英法五大国为核心，以联合国为主导，保护中小国家的安全，维持世界和平。

第四，对德、日、意的殖民地以及国联的委任统治地等，实现托管计划，原则上承认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权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使19世纪欧洲取得的世界霸权地位一去不复返。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雅尔塔体系建立在美英和苏联战时军事实力均势的基础之上，是美英苏三大国出于对各自利益的现实考虑和对战后世界安排的长远打算，经过长期讨价还价后相互妥协的产物。尽管美国总统罗斯福并不主张划分势力范围，但是面对英国对保持其原有势力范围的要求，以及苏联坚决要划分明确的势力范围，美国也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最后达成的妥协就是战争即将结束时，美英和苏联之间的实际军事控制线，即在实际上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这种形势恰恰就是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的地缘政治基础。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在欢庆胜利之时，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历史画面：作为战争的主要战场，欧洲、亚洲和北非地区惨遭破坏，政局动荡不安，经济恢复工作举步维艰；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过去在地理位置上并无直接关系、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超级大国，由于它们各自所控制的势力范围，实际形成了在中东欧、巴尔干、中近东和远东直接的军事对峙。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世界和平的到来，使昔日大同盟建立的基础不复存在，同盟内部原有的矛盾也日益突显出来。这一切为美苏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提供了条件，并成为冷战产生的温床。不过更重要的是，战后美国的全球扩张的大战略与苏联的保障国家安全的大战略针锋相对，迎头相撞。

战后美国军事、经济实力的空前强大，使它认为自己有能力领导世界，并以“世界领袖”自居。早在二战后期，罗斯福就表明了这种思想。年10月21日，他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发表的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讲演中说：“吾国因拥有道义、政治、经济及军事各方面之力量，故自然负有领导国际社会之责任，且随之亦有领导国际社会之机会。吾国为本身之最大利益以及为和平与人道计，对于此种责任，不能畏缩，不应畏缩，且在事实上亦未畏缩。”

罗斯福的继任人杜鲁门则声称，美国是“经济世界的巨人”，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的制度，未来的（国际）经济格局将取决于美国。这种领导世界的强烈欲望，成为美国战后对外扩张的思想基础。

美国自身的经济制度和经济需求不仅是它主动向全球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成为这种扩张的主要目的之一。与美国综合国力的巨大增长相联系，美国不仅认为能够根据美国制定的规则，建立起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始终未能建立起来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并在其主导下，建立了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包括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均实行“双挂钩一固定”制度（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的比价固定为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并按资金的份额决定各国投票权的大小，实际为股份最多的美国所操纵，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推行其对外政策的工具；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也同样由于美国是当时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而在其中占有特殊地位。

不仅如此，在战后欧洲经济普遍拮据，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空前动荡的情况下，美国更将追求海外市场视为保持国内的繁荣与稳定、，以及避免危机发生的重要手段。美国力图以自己的经济力量，打开全球门户，使世界经济自由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认为，再也不能允许其潜在的敌手通过经济上的闭关自守，政治上的颠覆活动以及军事上进行侵略等手段，控制欧亚大陆的资源。那些违反美国试图建立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国家，会运用军事力量和经济闭关等手段，使国际经济失调，并进而危及美国的安全。这里所说的“潜在的敌手”，显然主要是指苏联。

美国自十月革命以来便形成的反共意识，及其历史所孕育的自认为美国集西方文明之大成的天生优越感，以及由此产生的所谓“天定使命观”，即美国有责任将其民主制度和自由的价值观念向全世界移植等思想，成为美国向全球扩张的重要的内在动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还使美国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识，即只有美国式的民主政体，才能创造一个和平与安全的世界，美国将法西斯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都视为专制政体，并认为它们都在海外搞敌对性扩张，因此必须受到遏制。

上述这一切造成了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扩张的大战略。但是，这一大战略的实施却在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及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与苏联的大战略全面遭遇。

苏联在战后以保卫国家安全特别是其西部边界的安全，作为第一要务。鉴于苏联西部边界缺乏天然的安全屏障，而且历史上遭受的几次大规模入侵又都来自西部，苏联在坚决反对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复活的同时，将其西部边界的安全视为关系民族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向罗斯福和丘吉尔（WinstonChurchill）明确指出，波题对苏联不仅仅是个荣誉问题，而且是个安全问题，苏联一些极为重要的战略问题都与波兰有关，它对苏联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斯大林在战时三巨头的一系列会晤中，对波兰问题始终寸步不让。不仅如此，苏联还坚决要在其军事力量所能控制的东欧国家，建立对苏联友好的政府，从而把东欧这条入侵苏联的危险走廊变成保卫苏联的安全地带。

斯大林坚持认为，战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国家一有机会就会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以达到消灭社会主义消灭苏联，即使核武器出现，也未能使他改变的这种看法。这种认识决定了苏联将作为垄断资本主义政治、军事和经济综合实力最强的美国，视为苏联潜在的防御对象。为了在未来的战争中尽量少受损失，并立于不败之地，建立“安全带”对苏联就变得格外重要。

在苏联所追求的国家安全利益中，也反映出俄罗斯传统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这不仅表现在它将本国西部边界大大向西推移，并用军事压力迫使东欧国家接受苏联建立的“安全带”，而且还表现在它追求在巴尔干和远东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企图进一步向中近东扩张。

与保证国家的边界安全相联系，苏联非常重视维护其经济安全。苏联为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战后百废待兴，重建工作庞大而艰巨。因此，苏联要求从战败国索取巨额赔偿，以利于自己的重建。不仅如此，苏联高度集中并依靠行政手段进行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倾向于将其所控制的势力范围，变成封闭的经济区域。这种状况与不断加强苏联的经济实力、迫使帝国主义国家与苏联较长时间的和平共处、以及确保打赢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等，有着直接的关系。

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世界革命的信念，也使苏联在其军事能力所及的国家和地区，建立并尽可能维护与自己类似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苏联帮助东欧国家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在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帮助共产党建立政权的过程中，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在北朝鲜帮助建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等等。

不过，上述“世界革命”的主张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为苏联国家安全的附属物，即必须服从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这从苏联不支持希腊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不支持法共拥有武装，以及在很长时间里未给中国共产党以支持等方面，清楚地表现出来。

上述一切构成了战后苏联以保障国家安全为中心的大战略，苏联也决心充分利用它所掌握的有限力量，通过局部扩张，使其权势超出本国领土。

在美苏国家战略相互抵触、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的过程中，美国作为比苏联强大得多的国家，对苏联行动的反应相当过度。美国把苏联建立势力范围的行动视为对西方国家的巨大的战略威胁，认为只有在“‘地缘政治现实’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美国才能避免被包围，从而维护其世界地位。

美国冷战政策的最重要的表述语是“遏制理论”。美国政府对其冷战政策进行了意识形态上的阐释，即美国“遏制理论”的根据，是全世界的自由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之中，苏联是自由的主要威胁，美国具有无可争议的责任去同它斗争。冷战初期杜鲁门政府那种咄咄逼人、总想以压力迫使苏联就范的外交作风，既是美国国际地位的反映，也是美国意识形态使然。

就苏联方面来说，必须指出的是，在苏联和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力量对比中，毕竟是力量要弱得多的一方，而斯大林也充分意识到了自己力量的限度。出于严重的不安全感，苏联在战后初期的许多重要问题上，一方面努力维护雅尔塔体系的基本框架，避免同美英等西方大国对抗，甚至不惜作出一些妥协和让步，以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苏联在处置战败国和处理东欧等问题上，也采取了一些僵硬的对抗行动。苏联同样也借助了意识形态的力量，尽管斯大林的最高指导原则不过是意识形态包装了的苏联国家利益。

显然，美苏两国在国家大战略方面的相互对立，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存在的巨大差异，是冷战爆发的最深刻的根源。不过也存在其他一些因素，对冷战的爆发产生了不应忽视的影响。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历史形成的美苏两国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战后双方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趋势，以及英国在冷战形成过程中的推波助澜。

美苏两国一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在苏联建国之初，美国不仅不承认苏联，而且与其他西方国家一起进行武装干涉。20年代当其他西方国家不得不接受苏联存在的既成事实，并与苏联建交，美国却仍然坚持不承认苏联。尽管年面对法西斯对世界和平构成的威胁，美国才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但双方在维持和平避免战争等问题上，仍然缺乏合作。显然，美苏双方的相互不信任甚至敌意，是相当深刻的。正如一位美国的学者所说，美苏双方“都象在镜子里看人一样，看到的是反像，即把对方看成是世界上的恶霸。每一方都指责对方表现出希特勒咄咄逼人的姿态。”

特别要指出的是，美苏之间的互不信任并没有因战争中建立的反法西斯大同盟而消失。由于美英未能在二战中苏联最困难的时候，及时兑现它对苏联许诺的租借援助物资的数量，以及未能按照罗斯福的承诺，在年开辟第二战场，致使斯大林极为愤怒与失望。苏联认为西方盟国对苏联并不忠实，并对此多次予以指责。同样，斯大林在波兰问题上毫不妥协的态度，也不断增加美英的反感和疑虑。

当时美苏各自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美苏国内那种推动对抗的政治因素，都在迅速增长。在美国方面，年的中期选举使共和党取得对众、参两院的控制权，民主党的杜鲁门政府为获得国会支持其内外政策，在对外政策中凸显所谓民主制度对抗共产主义制度的极端意识形态诉求。

从苏联方面看，战前已经暴露出许多弊端的斯大林体制在战后进一步强化，由此引发了社会危机，特别是导致东欧国家的诸多不满。这种情况促使苏联加强意识形态的宣传力度，以达到增强凝聚力的目的。

英国的对外政策也在美苏对抗中推波助澜，对冷战爆发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英国虽然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却带着满身创伤，已经沦为国际舞台上的二等国家。于是，利用与美国的特殊关系，通过争取美国的帮助，保持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保持英国在其势力范围以及在欧洲事务中的影响力，就成为英国战后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

另一方面，对共产主义的深深怀疑和对苏联在欧洲扩张的担忧和恐惧，使英国在战争尚未结束，就急不可待地与斯大林达成关于东南欧地区的百分比协定，以及在战后与美国遏制苏联方面保持基本一致的立场和政策。由于战后的英国经济十分困难而力不从心，所以英国的政策是要借助美国的力量，并推动美国采取强硬政策，承担更多的责任。

正是在上述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冷战终于在美苏之间逐渐强硬的敌对互动之中爆发。

冷战的爆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随着美苏在东欧的敌对日益严重，在对德、日战败国的政策上尖锐对立，在伊朗和土耳其问题上激烈争斗，双方的冷战政策也相继出台。美英等西方国家与苏联对立的日益加剧，导致冷战迅速爆发。

美苏在东欧和德国、日本等问题上的对立愈演愈烈，是冷战爆发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

东欧及巴尔干部分地区对于苏联来说，是既定的建立“安全带”的地区，因此苏联是不容他人染指的。从年至年，苏联凭借其军事力量，对东欧和东南欧一些国家实行占领。此后苏联采取一切手段，拒绝执行在雅尔塔会议上通过的《关于被解放的欧洲宣言》，按照苏联的意图在波兰、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建立了一系列对苏友好的政府，使这些国家处于苏联的直接控制之下。

美国企图通过自由选举方式在东欧建立议会制政府，从而保持西方的影响。英国则希望建立以流亡伦敦的原波兰政府为主的波兰新政权。苏联的政策使美英的打算根本不可能实现，引起了美国和英国的强烈不满与敌对。

罗斯福在去世前曾指责斯大林说，苏联在波兰的行动表明，它已经破坏了它在雅尔塔作出的每一项诺言。杜鲁门在接见莫洛托夫时，直截了当地指责苏联破坏了雅尔塔协议。杜鲁门还企图以经济手段迫使苏联就范，结果被莫洛托夫回绝。面对苏联控制东欧和部分东南欧国家的事实，丘吉尔曾经唉叹，东欧的局势比年还要危险。

在对待德国和日本等战败国的政策上，双方的分歧和争斗同样严重。战胜法西斯德国是大同盟成立的基础和追求的共同目标，如何处置战败的德国也成为苏联与其西方盟国之间的重大问题。

根据雅尔塔体系而被分区占领的德国和柏林市，处于美苏各自的势力范围的最前沿。战后初期，苏联的基本考虑是：在对德国社会进行全面根本改造的基础上，使苏占区成为苏联安全带上的重要一环，同时防止西占区成为依附于西方的独立国家，以致未来威胁苏联的安全。当然苏联也试图从德国索取尽可能多的赔偿。美国的考虑正相反。德国战败后，美国已认定战后的对手是苏联而不是德国，所以它的对德政策开始逐步从肢解和限制转向扶植与恢复。

不同的政策意图使美苏双方不仅在德国赔偿问题上争吵不休，而且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更是意见相左。苏联主张德国先要在政治上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机构，即所谓“政治统一”为先。

美国则担心政治统一后的德国会落入苏联之手，故谋求先把德国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来看待，即先要“经济统一”，即使不能保证完全的统一，也要尽可能保证最大限度的统一。英国一方面追随美国的政策，同时也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也希望德国首先成为一个经济统一体。

由于无法同苏联取得一致，美英便于年12月将它们的占领区在经济上合并，这成为美英分裂德国的重要一步，从而导致美苏矛盾不断激化，德国也从此成为冷战的激烈战场。

在日本问题上，杜鲁门政府决定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不打算分割管制或划分占领区，不想给苏联任何机会象在德国和奥地利那样行动。美国这种单独占领日本不容苏联染指的政策，引起了后者的强烈愤怒与反对。

年7月，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美国代表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Baruch）提出了“巴鲁克计划”，对美苏关系也造成十分严重的消极影响。根据这个计划，世界上的原子能发展和使用，要由一个国际原子发展机构来管制，任何把核燃料用于武器发展的违约行为都将受到严惩。在该机构建立起管制之后，将终止制造原子武器，销毁现存的所有储备。由于当时只有美国一家拥有原子武器，该计划显然有利于美国垄断核技术，因此也必然遭到正在研制核武器的苏联的反对。该计划的提出无疑进一步毒化了两国关系。

美英苏在中近东也展开争夺。双方在伊朗争夺的核心是石油资源，表现形式则是二战后的撤军问题。苏联为获得伊朗的石油租让权和确保其在伊朗北部的势力范围，拒绝在美英军队已经陆续撤出的情况下，按期从伊朗撤出驻军，致使苏伊关系十分紧张，并给美英的干预提供了机会。

英国工党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Bevin）曾直截了当地对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指出，苏联企图将阿塞拜疆纳入苏联的版图或使之依附于苏联，是对英国传统利益的严重侵害。年1月，伊朗向联合国控诉苏联干涉伊朗事务，苏伊争端成为联合国成立后首次大会审议的第一个问题，使苏联外交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最后苏联在美英的压力下不得不在6月将苏军全部撤出。

美英苏在土耳其争夺的核心是控制黑海海峡问题。从年6月到年9月，苏联多次向土耳其提出修改年签署的有关黑海海峡的《蒙特勒公约》，在海峡建立苏联的军事基地以使其参与黑海海峡的防御等要求。苏联的要求导致苏、土关系紧张，并招致美英的强烈反对和干预。

美国政府在给苏联的复照中表示，如果苏联单方面对土耳其采取行动，联合国将对此作出反应。美国国务院还宣布，美国海军将在海峡地区长期维持秩序。英国则认为土耳其对维护英国在中东的利益至关重要，必须阻止苏联将其影响扩大到红海和波斯湾。苏联在伊朗和土耳其的行为，显然超过了维护本国安全需要的范围，侵犯了两国主权，并加深了西方国家对苏联的意图的疑虑和敌视。苏联在中近东政策的失误，催生了美国的“遏制政策”。

与美苏展开争夺以填补战后的“权力真空地带”同时，双方使用的语言也越来越激烈，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苏联决心放弃大国合作并与美国进行强硬对抗的政策，相继出台，致使冷战的爆发成为必然的趋势。

年1月5日，杜鲁门当面向国务卿贝尔纳斯表示，他对苏联在伊朗和土耳其的做法极度不满，并指责他对苏联不够强硬。他声称，除非苏联碰到铁拳和强硬的抗议，另一次大战就可能发生，所以美国不应该再作任何妥协。

一个月以后，斯大林在年2月9日莫斯科选区的选民大会上发表重要演说，对资本主义采取严厉批判态度，明确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是新的世界大战的根源，表示要再搞三个甚至更多的五年计划来促进国家的工业化，使苏联具有足以应付各种意外事件的保障。

这次讲演距二战结束还不到半年，苏联人民需要的是和平与休养生息，美苏之间尽管发生了伊朗和土耳其危机，但关系尚未破裂，许多问题正在或即将进行谈判。斯大林的公开讲演既不合时宜也不明智，在西方引起了强烈反响。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Douglas）称其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书；《时代》杂志则认为，斯大林的演讲是“自对日作战胜利日以来一个高级政治家所发出过的最好战的声明”。不仅如此，它对其后的凯南八千字长电报和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就在斯大林演说后不久，年2月22日，美国驻苏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便向华盛顿发回了有名的八千字长电报，全面论述苏联的理论、政策、行为动机与行为方式，以及美国应当采取的对策。凯南写作此文本是应国务院的要求以搞清苏联拒绝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原因，但斯大林的演说无疑对他起了作用。

凯南分析了苏联行为的动机，认为苏联的国内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决定了它必然要谋求无限制的向外扩张，苏联和美国之间不可能有永久性的妥协，美国与苏联打交道时，不能仅仅依靠谈判，必须也能够依靠实力，抵制苏联的扩张，同时不会引起美、苏之间的全面军事冲突，因为苏联的力量弱于西方。美国只需要“拥有足够的力量和表明准备使用它，就几乎用不着这样做，如果正确地处理形势，就不必进行有损威望的摊牌。”尽管该文并没有使用“遏制”一词，但是他已经实际提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遏制苏联的理论，并基本框定了与苏联对抗（美苏冲突）的外在表现形式：只要保持威慑与压力，无需进行战争。

凯南的长电报在华盛顿受到异常热烈的欢迎，这表明它所代表的对苏强硬政策在政府和国会取得了优势，标志着美国冷战思想的基本形成。此后凯南又在年7月份的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署名X先生的文章《苏联行为探源》，正式提出“遏制”一词，并进一步阐述了他的遏制思想与遏制战略。遏制政策也由此得名。

与凯南逐渐形成他的遏制思想的同时，在英国方面也存在着与凯南所表达的思想十分相似的长电报，这就是当年英国驻苏联的代办弗兰克罗伯茨（FlankRoberts）关于苏联外交政策的一系列长电报。罗伯茨认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最基本的出发点，是从莫斯科公国时期就形成的对国家安全的追求，斯大林热衷于推行扩张政策，以使苏联获得“自然边界”；苏联把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融入其扩张行动之中，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去削弱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英苏矛盾是两国利益冲突的结果，而英美结盟则是遏制苏联的惟一办法。罗伯茨的报告受到英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杜鲁门的陪同下，在美国的富尔敦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丘吉尔声称，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亚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铁幕”后面的中东欧国家，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并受到苏联的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他号召英美结成同盟，英语民族联合起来，运用各种力量和手段，对付所谓的共产主义“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

丘吉尔的演说事先经过精心策划，以“铁幕”一词而闻名。它的主要内容符合美国在战后遏制苏联、称霸世界的战略需要，对冷战爆发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从此拉开了冷战的序幕。3月13日，斯大林对《真理报》记者发表谈话，谴责丘吉尔的演说是危险的行动，是号召同苏联进行战争。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苏联方面也有其凯南和罗伯茨长电报的对应物，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才解密的一份秘密报告。该报告是当年苏联驻美国大使尼古拉诺维科夫（N.Novikov）起草的，由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YayacheslavMolotov)的指示和实际参与。年9月27日，该报告提供给参加五国和约巴黎会议的苏联代表团，题为“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长篇报告”。

该报告的形成情况大致如下：年7-10月，讨论制定五国（意、罗、保、匈、芬）和约的巴黎会议，苏联与西方国家争论与分歧严重。9月在对保加利亚的政治和领土辩论最激烈的时候，苏联代表团长莫洛托夫指示代表团成员、苏联驻美国大使、和会的保加利亚委员会的苏联代表诺维科夫为苏联代表团写一篇关于战后美国对外政策趋势和意图的报告，并限10天必须完成。

在诺维科夫撰写报告期间，莫洛托夫询问进程并给予具体的指示，因此该报告是按照莫洛托夫的旨意和指示写的，诺维科夫也认为“这篇报告只能有条件地被看作是我写的”，莫洛托夫应当是未署名的共同作者。莫洛托夫在阅读报告时，在上面画了许多重线号并做了眉批。因此该报告的内容基本反映了苏联的官方观点。

诺维科夫的“长报告”同样全面分析了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意图和目的以及美国在全球的扩张行为，断定美国战后对外政策的特征是谋求世界霸权，并将苏联视为其通往世界霸权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为此美国正在以各种方式扩充军备，准备未来的战争，并且是把苏联作为战争的对象。由此可见，在战争结束仅仅一年，苏联也已经完全否定和批判美国的外交政策，对美苏关系的发展前途不抱希望。

同凯南的长电报一样，诺维科夫的长报告也为苏联对美国采取不妥协的强硬态度和政策起到了论证与导向作用。不仅如此，从这份报告的内容中也可以看出，凯南长电报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就这样，伴随美英和苏联在战后许多问题上的对抗与争斗，美苏两国的对外政策都发生了转向，即逐渐脱离大国合作政策而转向对抗。于是，冷战就在双方的行动与政策的对立互动中，以美国首先发出明确的对苏遏制与对抗的冷战信号——杜鲁门主义为标志而终于爆发。

年2月21日，英国使馆紧急约见美国国务院官员，并递交了两份分别关于希腊和土耳其的照会，大意为：英美在过去曾达成共识，由于战略原因，不能让希腊和土耳其落入苏联之手，并曾协议英国主要负责向希腊提供军事援助，美国则提供经济援助。但是现在希腊的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如果没有外援，希腊将发生大规模的饥荒和政治动乱，而希腊的军队也急需装备，但英国没有足够的援助可以提供，因此希望美国从4月1日起接过这个负担。土耳其的情况虽然不像希腊那样紧迫，但英国也建议与美国共同研究土耳其的财政需要以及应当采取的援助措施。

美国政府立即意识到这是英国拱手将“世界领导权”交给了美国，美国应该当仁不让地把这个任务接过来。另外，希腊和土耳其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地位也不能坐视它们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与东欧连成一片。在美国的遏制政策已经形成的情况下，美国政府终于形成了杜鲁门主义的决策。

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众、参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他首先详述了希腊和土耳其的局势，说明美国给予希、土援助以及监督这些援助，涉及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然后他把世界政治分为自由民主和极权主义这两个非此即彼的对立营垒，并明确提出，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必须在这两种生活方式中进行选择，而美国将通过援助希腊和土耳其，表明美国将支持和帮助世界上所有选择“自由制度”抵抗“极权统治”的力量，他因此要求国会批准对希腊和土耳其的4亿美元援助。这便是人所熟知的“杜鲁门主义”的问世。

杜鲁门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表明，美国对外政策终于完成了从孤立主义向全球扩张主义的转变。杜鲁门主义实际宣布，美国将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进行干涉，只要它认为与美国的安全有关。杜鲁门主义明确提出了两种制度之争，从而使美国的遏制政策披上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标志着美国越来越以两极思维来看待这个世界。杜鲁门主义成为美国开始对苏联进行冷站的重要标识。

对苏联来说，杜鲁门主义的出台证明了诺维科夫长报告对美国意图判断的准确，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本人就认为，杜鲁门主义的真正的目的就在于“抑制共产主义的扩张”。

从此，美苏关系便由冷战所支配，随着冷战的不断升级，两国的冲突也迅速演变为世界范围内的两大集团的尖锐对立，两极格局逐渐定型。

冷战高潮与两极格局的形成

杜鲁门主义虽然语言强硬，但它只是一项政策声明，在强化冷战并在两极格局形成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则是以经济方式实践杜鲁门主义的马歇尔计划。

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Marshall）在哈佛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的校友集会上,发表了重要的演说。该演说虽然仅仅1，字，却提出了一项大规模帮助欧洲恢复战争创伤的“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其主要内容如下。

——通过美国的经济援助，使世界特别是欧洲恢复到正常经济状态，以保持稳定与和平，并使“自由制度”得以存续；

——强调美国的政策不反对任何国家和主义，只反对饥饿贫穷和混乱；

——欧洲的复兴是欧洲人的事，所以援助倡议和具体方案应该首先来自欧洲，美国则视其需要和自己的能力所及给以援助；

——美国的援助不能零敲碎打，而是要求欧洲国家，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国家联合提出一个总体方案，作为美国援助考虑的基础。

与杜鲁门主义的表述不同的是，马歇尔计划刻意“淡化”意识形态，并把东欧和苏联也包括在受援国之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该计划的主要制定者凯南等人认为，如果苏联拒绝美国的提议（实际上许多美国官员希望共产党国家不接受援助），美国正好就把分裂欧洲的责任推给苏联；如果苏联接受，那么美国就以援助为手段，迫使东欧国家放弃其经济生活中的几乎是排他性的苏联取向；另一方面，美国还可以通过美援进一步加强西欧在美国领导下的西方倾向，以抵制苏联的影响。

马歇尔计划的提出与实施，对加强美苏和分别以两国为首的东西方集团之间的冷战对峙，以及对双方的经济、政治、军事和地缘战略的影响都相当深远。

美国政府已经预料到，欧洲可能分裂的计划，恰恰是在以全面遏制苏联的杜鲁门主义刚刚出世不到3个月就提出的，因此苏联对它充满疑虑，并认为该计划具有反苏性质。诺维科夫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就认为马歇尔计划就等于建立一个西欧集团作为美国政策的工具，并认为美国在宣布马歇尔计划之前就事先预料到苏联不会参加这个计划，因此该计划显然是直接反对苏联的。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之后，苏联断定：马歇尔计划是要强化西方国家造成的德国分裂状态，真正目的是要把欧洲分裂成两个国家集团，为了美国谋求霸权的利益，利用一些欧洲国家去反对另一些欧洲国家。苏联最终决定拒绝接受援助，理由是马歇尔计划那样的“联合项目”和“共同事业”，是对主权的侵犯。由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曾想参加这个计划，苏联也担心东欧国家对苏离心力的增长。

结果，为建立西方集团而奠定经济基础的马歇尔计划的提出，最终迫使苏联决心进一步加强对其东欧安全带国家的经济与政治控制，从而导致莫洛托夫计划的产生，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以及东欧政权的苏联模式化。

针对马歇尔计划，苏联在年7月到8月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先后迅速与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波兰等国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被西方称之为莫洛托夫计划，初步筑起了东欧的经济壁垒。随着年1月经互会的成立，东欧的经济完全纳入了苏联的轨道。年2月，斯大林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

接经济措施而来的，是苏联收紧政治缰绳。年9月，在苏联的主持下，成立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同时提出战后的世界已经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阵营，即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并以此作为各国共产党的路线和行动的根本出发点。

苏联还以驻扎在东欧的几十万红军作为威慑力量，彻底改变斯大林原本对东欧各国共产党和国家政权采取的较为宽松灵活的政策，取消了东欧各国共产党的自主权，并对这些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全方位的内政改造，将斯大林模式移植过去。与此同时，苏联把不愿俯首贴耳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并在东欧各国进行了无情大清洗，将包括共产党著名领导人在内的几十万人清除出党。

作为对美国冷战政策的直接反应，上述行动成为苏联在强化冷战过程中的重要步骤。至此，一个与美国和西欧相对立的以苏联为首的苏东集团，已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基本确立。

由于苏联和东欧以及一些不愿与苏联对立的国家的退出，马歇尔计划从“欧洲复兴计划”变成了“西欧复兴计划”。这项计划从年2月开始实行，到年结束，美国共向西欧16个国家和德国的美英法占领区提供了总额为亿美元（一说为.5亿美元）的援助。马歇尔计划解救了西欧各国的燃眉之急，使其经济很快复兴，使欧洲人恢复了对自己国家的信心，从而巩固了资本主义秩序。

马歇尔计划进一步改组了西欧的经济结构，使其更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并与美国经济结合在一起，逐渐形成统一的北大西洋自由市场区域。马歇尔计划以西欧集体制定复兴计划并互相协调生产与流通作为援助的条件和指导原则，使西欧各国包括后来的西德国家的经济日益融为一体，为西欧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奠定了基础，并成为西欧国家政治联合的先声。

马歇尔计划的重要内容和目的之一，是将西占区的德国完全纳入西方的轨道。美国的政策设计者认为，德国在欧洲的经济复兴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实际已经确认德国不可能统一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占领区应该制定各项政策，使这些占领区能对西欧经济建设作出贡献。美国应该提出并鼓励某种形式的“西欧国家区域性政治联合”。只有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将一个复兴的德国融入欧洲，才能彻底消除极端民族主义对德国的束缚，解决困扰欧洲和世界多年的“德国问题”。

在苏联退出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谈之后，美国正式启动了建立西德国家的工作，并依次采取了将德国的西方国家的占领区正式纳入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范围之内；将美英双占区和法占区合并，决定召开西占区制宪会议准备建立西德联邦国家；直至宣布在西占区实行单方面的币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的分裂德国的行动。

美国对德国西占区所实行的政策使苏联认定，他们对马歇尔计划的目的就是要将西部三个占领区分裂出去，建立依靠并忠实于美国的德国西部国家。于是，以西占区的币制改革为导火索，终于导致苏联在年6月对进出柏林的水陆交通和货运实行封锁，从而爆发了第一次“柏林危机”。当美国的大批飞机从东部德国的头顶呼啸飞过向柏林的西占区大规模空运各种物资的时候，人们真切地感到，美苏这两个战时盟国在战后第一次濒临战争的边缘，冷战出现了第一次真正的高峰。

正是从柏林封锁这一东西方在战后第一次最为严重的冲突与较量中，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也首次发挥了运用。苏联对柏林的封锁始终只限于水陆交通，而开放着空中的通道，使美国的大规模空运得以实施。美国也没有采取武力手段，强迫苏联解除对水陆交通的封锁，双方都给对方留有余地，并努力寻求解决危机的途径，避免危机升级，并最终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了问题。

尽管第一次柏林危机在历时近一年后，以苏联方面的退却而结束，但是德国的分裂过程已完全不可逆转。以年9月和10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相继成立为标志，欧洲冷战对峙的经济、政治和地理界线基本落定。

不仅如此，伴随马歇尔计划的实行和苏联强化对东欧的控制，尚未复苏的西欧各国也要求按照马歇尔计划的自助互助与他助方式，在军事上谋求美国的援助。年8月，以此前英、法、比、荷、卢西欧五国的布鲁塞尔条约为基础，正式成立了以美国为首的包括英、法、比、荷、卢、挪、加、冰、葡、意、丹12国在内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该组织规定，各缔约国同意对于欧洲或北美之一个或数个缔约国之武装攻击，应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各缔约国同意，如此种武装攻击发生，每一缔约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第51条所承认之单独或集体自卫权利之行使，应单独并会同其他缔约国采取视为必要之行动，包括武力之使用，协助被攻击之一国或数国，恢复并维持北大西洋区域之安全。北约的建立，标志着跨大西洋的西方军事战略界线也基本划定。

北约的成立与杜鲁门主义一脉相承的，是杜鲁门主义在军事上的贯彻。虽然北约作为一个军事组织，强调的是安全和防务，但是就其实际作用来说，政治上的意义显然更占主导地位，正如该公约在一开始就申明的，各缔约国“决心保障基于民主、个人自由及法治原则的各该国人民之自由、共同传统及文明”。显然，北约绝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军事集团，它更是要自觉维护一种共同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

苏联也进一步加强了与东欧的军事合作，在苏联与波、罗、匈、保等国缔结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都规定：一旦德国或与德国结盟的其他国家发动侵略，缔约双方相互支援。不仅如此，苏联还从年开始重新扩充其武装力量，在向东欧提供军火装备的同时，将大批军事顾问派往东欧，以帮助它们整顿、改组和建设武装力量。苏联和东欧军事上的一体化也由此开始。

同样对强化冷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年下半年发生的苏联首次爆炸原子弹成功的消息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前者使美国和其盟国感到，它们正面临着苏联空前的军事威胁，甚至是核威胁；后者则因其改变了雅尔塔体系在东方的地缘政治版图，扩大了苏联的势力范围，从而使杜鲁门政府认为它所担心的共产主义浪潮的扩张已成为事实，整个西方处于空前的危险之中。这两大事件的直接后果影响巨大。

首先是促使美国国会迅速批准“共同防御援助法”，即“军援法”，杜鲁门政府于随即于年10月6日正式签署。根据该法案，美国拨款13.14亿美元，为期一年，其中10亿用于援助北约国家。该法案作为向西欧提供经济援助的马歇尔计划的重要补充，把美国的外交与军事进一步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北约能够发挥实际作用。

其次是年4月，美国出台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将“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两极对立作为主导思想，过分夸大苏联的力量和扩张意图，认为苏联奉行全球侵略与扩张政策，并决定与苏联进行全球对抗。该文件不仅成为美国在整个冷战时期的全球战略蓝图，也成为美国军事干涉朝鲜战争的重要依据。

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使美国政府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对苏联意图的判断得到证实，杜鲁门政府遂决定进行全面的军事干涉，冷战进入了最高潮。即使是斯大林逝世这一堪称国际事务中的最为重要的事件也未能立即将其扭转。

在国际上，朝鲜战争作为冷战中第一场特殊的局部热战，是美国企图采用军事手段，打击北朝鲜以“遏制”苏联并进而占领整个朝鲜的开始，也是以所谓“遏制”中国而实施遏制政策的开始。它不仅使美国的对华政策进入了“大偏差”时期，而且使冷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白热化程度。美国的出兵及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及中国为保家卫国而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揭开了长达20多年的中美冷战对抗，造成了至今没有解决的“台湾问题”。

为了从军事上遏制共产主义，首先是遏制中国，美国在加紧迅速扶植日本的同时，逐步在亚太地区签订了一系列军事防御条约，构建起保卫中国的军事体系。与此同时，美国在欧洲设立了以艾森豪威尔为总司令的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陆续将数万美军派驻欧洲，使北约成了一个真正的军事实体。随后北约两度扩大，在先吸收了希腊和土耳其之后，终于在年5月5日使联邦德国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国。到年，美国建立了一个从大西洋经中东到西太平洋的军事条约网。

作为对西德加入北约的即时而公开的反应，5月11日到14日，苏联建立了包括民主德国和东欧国家在内的与北约直接相抗衡的另一个欧洲军事集团——华沙条约组织。该组织规定，缔约国准备参加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行动，任何一缔约国遭到武装进攻时，其他缔约国应以一切必要的方式给予援助。结果是两个武装集团在欧洲大陆的中心地带相互怒目而视。

在美国国内，出现了美国的极端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在苏联与东欧，则继续进行的“党内清洗”运动。它们作为美苏之间近于病态的极端相互仇视的反应，同样成为冷战最高潮的象征。

综上所述，到50年代中期，美苏经过实施一系列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敌对政策和措施，终于酿成拥有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军事组织和地缘政治版图的两大集团的全面对峙，两极格局最终形成并相对固定下来。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具有不对称性和不完全性。

在两极格局中，以美苏为首的相互对立竞争的两极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称的。美国和它的伙伴国实际上要比苏联集团强大。以年为例，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苏联的3倍，北约联盟加上日本的财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财富的4-5倍。

不过，尽管苏联只在军事能力上与美国基本相当，却有能力摧毁美国的西欧盟国。因此，尽管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在整体军事能力上优于苏联，这种优势却从没有大到使美国领导人认为足以直接向苏联挑战的程度。其结果是导致了双方的军事威慑和军备竞赛、特别是核竞赛持续攀升。由于苏联的经济实力始终远逊于美国，因此在两国对立的整个历史时期，冷战对苏联的伤害远远超过对美国的伤害。

即使在冷战最高潮的年代里，两极格局也未能完全囊括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一些独立的国家或没有加入两个竞争的集团，或被开除出其中的某一集团。另外还有主要处于亚非地区的尚未获得独立的广大旧殖民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仍然处于对立的两个集团之外，使两极格局多多少少受到牵制与限制。随着战后非殖民化运动的进行，亚非地区的独立运动和不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美苏之间最初的对抗，而且在两极格局的基础上，不断生长出多极的力量。

年4月，在北约正式吸收西德和华约成立之前，一个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市隆重召开。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和和平共处，以及增进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为主要。会议创造了亚非国家为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反帝反殖，在和平共处十项原则基础上求同存异、团结合作的“万隆精神”。万隆会议持久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标志着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增加了一支“第三势力”，是第三世界开始崛起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