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拉丁美洲虽然远隔重洋，又有着不同的文化结构和文化传统，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两地人民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冲破了太平洋的阻隔，实现了物质、精神文化的交流。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和拉美的关系有了较大的发展。从—，我国东南沿海盛行“苦力贸易”（卖猪仔）的罪恶活动。正如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威廉斯在年访问我国时所说：“在过去的年里，大批华人被运到拉美一些国家——最多的是在古巴，但是在特立尼达、圭亚那和苏里南也有数目可观的华人。这种华人移民是契约华工大规模来到新大陆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华工是为了取代被解放了的非洲人，或者在有的地方是为了补充非洲人，例如在古巴，因为那里后来已不能继续输入大批非洲工人。”许多华工进入拉美后，把拉美看着“第二故乡”，并和当地人民通婚，建立了血缘纽带的联系。华侨在拉美兴办华文文教事业，建立华文学校，创办华文报纸，还把中医带入拉美。为当地人民救死扶伤，解除痛苦，并将我国的医药学传入拉美。中医那精湛的医术和救死扶伤的优良品质，受到了拉美人民的欢迎和爱戴。有些赴拉美的契约华工，原本行医，是国内医术高明的中医大夫，他们到了拉美后，对于传播中华医术，发展拉丁美洲医药事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年，原籍福建漳州、38岁的陈鼎贤，他在中国是熟知医术的大夫，因为生意不是很好，被人游说古巴钱多人傻，被拐卖到哈瓦那。被拐卖到古巴后，他逐渐熟悉和了解了古巴的各种草药的性能，丰富了自己原有的药物知识并为自己的同胞治病。在解除契约后，他重新开始悬壶济世。广东台山县人陈黄阳，年赴古巴，在哈瓦那行医，用中医药为华侨及当地人治病，成为远近闻名的中国医生，被当地古巴人奉若神明。广东新会县人李锦泉，原来在澳门行医多年，年被拐卖到古巴，在哈瓦那行医，并把自己的医药知识传授给古巴人民。在年被贩运到古巴的华工中，有一位中医大夫（可惜姓氏不详），他到哈瓦那不久，即以其渊博的学识和精湛的医术而深受欢迎，慕名求医者，络绎不绝。古巴人孔斯塔先生还根据他的口述，详记其医疗方法，编辑成书，共64页。书名为《中国医生：天朝医学概述》（又翻译为《中国医术》），影响颇大。年10月22日哈瓦那的《海事日报》为推销此本著作，还专门刊登了一则广告说：“《天朝医学概述》或《中国医术》，内中对令人惊异的医疗方法有详尽的记载。该书系由新近莅临哈瓦那之华人现身说法笔录而成。”哈瓦那其他各报也纷纷转载这条广告，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慕名前往就诊的古巴人络绎不绝。19世纪70年代，著名中医钱博比（又译为詹伯弼）在马坦萨斯一带遐迩驰名，人们对他高超的医术交口相赞。钱博比不但对祖国的本草有很深的研究，而且对古巴的花草植物也很熟悉。古巴人每谈到他的医术，就钦佩不已，认为在没有比他更高明的大夫了。以至于在古巴民间形成一句谚语，当人们谈到一种不治之症时，就说：“连中国医生也治不好了”。年6月，由于钱博比享有盛名，被人请到哈瓦那来行医。当时，中国医生的医德则更为侨居国人民所称道。他们乐善好施，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很多拉美国家都传为佳话。钱博比医生，他从不利用自己的医术和盛名贪婪地渔利，相反，他对古巴的穷困者充满了同情和关怀，他经常对穷人说：“如果你们有药钱，就给我；如果你们没有钱，就不要给，我这药是给穷人治病的。”由于他经常免费为古巴劳苦者治病，因此他本人一贫如洗，当他临终时，那些满怀感恩和悲痛之情的古巴人一直守护在他的身旁，为他治丧。有些中医，当古巴独立解放战争（—）爆发后，他们舍弃了自己的诊所和丰厚的收入以及优裕的生活，而投身到火热的战斗中去。像王森，他本是蔓萨尼略附近居民点的中医。当战火在奥连特省点燃的时候，他毅然参加了起义军，并成为莫德斯托·迪亚斯将军的副官。他在图纳矿区和瓜伊马罗等许多著名战役中屡立战功，被誉为英勇作战的模范，荣升为上尉。他的事迹在古巴起义军中有口皆碑。古巴的华侨中医大夫不但在拉美传播中医医术，而且还利用当地的药物资源发展中医医术。据年一份报告透露，古巴华工的一些“花草匠人”（即中医），常用“广东的草药和当地的草药炮制新药，给病人治病。还有一位中医用鸦片和当地草药配制新药，治疗霍乱成功，赢得很高的声望。还有一位中医专治发烧、静脉曲张、感冒、皮肤病、跌打损伤和脓疮，很有名气，许多种植园主都请他看病。到年，古巴华侨又在哈瓦那开设了古巴第一家中药店，为中医治病提供了方便。早在19世纪，一些精通中国医术的中国人，就已经开始在秘鲁开业行医，傅云龙《游历秘鲁图径》记载：“华医之术，颇行于彼”，即为真实写照。华人在秘鲁行医之初，由于他们社会地位的低下，所以他们的医术不但被人怀疑甚至遭到诬蔑和诋毁。因而也引起秘鲁人当中力主正义的人士的不平和愤慨。当地报纸曾经发表文章为中医辩护，证明用中草药治好了秘鲁大夫所不能治愈的病人。随着岁月的流逝，中医在秘鲁人中间逐渐赢得了声誉、尊重和信任。年10月秘鲁《商报》上，有报道说：“中国医生中，医术最高明的那位，仅凭看病和出售开给患者的药剂，其收入不下8万索尔。”华人炮制的各类草药。秘鲁华工史专家瓦特·斯图尔特在《秘鲁华工史》一书中写道：“使人难免有些惊异的是，这种治疗方法竟然会有吸引力，直至今日利马大街上还在出售着这类中草药。”当本书作者在为这一研究搜集资料期间，经常看到卖草药的中国人。他说：“在老国家图书馆对面狭窄的人行道上，每天摆着摊子。这类草药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一直被当作各种家庭常备的药物使用着……”总之，中国精湛的医术和治病救人的医德，为中国与拉美的世代友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赖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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