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9月11日，安南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展示一把AK47步枪改装成的吉他。视觉中国供图

8月19日，加纳库马西，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的亲属在家中哀悼。一个男人站在家外安南的画像下。视觉中国供图

80岁的科菲·阿塔·安南再也不会发出声音了。

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他曾与无数个谈判对手唇枪舌战，口若悬河地发表过数不清的演讲，直言不讳地抨击最有权势的国家，将和平推销到地球最动荡的地方。

8月18日，他躺在医院里，陷入了永恒的宁静。围绕着他的喧嚣却还未散去。

他年当选联合国秘书长，是第一位从联合国内部工作人员中选出的秘书长。他在任期内历经“9·11”事件、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一系列危机，在最动荡和艰难的时期重新树立了联合国权威。英国广播公司（BBC）称，安南是第一位领导联合国的黑人，也是现代历史上影响最深远、最受认可的外交官之一。世界各国领导人在他去世后纷纷发来悼词，称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和平缔造者之一”。甚至有人在推特上说，“要不是你，我们的国家就会化为灰烬。”

今年4月8日，过八十岁大寿的安南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这是他最后一次面对媒体发声。

镜头中的他神采奕奕，身材匀称，举止优雅，一袭来自意大利品牌布里奥尼的西装剪裁得无可挑剔。他有着灰白的头发、胡须，一脸安详庄重的神态。无论任何场合，他永远以微笑示人。

听过他声音的人，对他低沉沙哑的嗓音印象深刻。那像是放大了的耳语，带一种柔和的节奏感，听起来毫不沉闷。

这就是安南最强大的武器。

他被人称为“世界的总统”，但他不断强调，自己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力，没有可管辖的领土和可调遣的军队，不能制定或执行法律，在联合国大会或安理会上也没有投票权。很多时候，他只能依靠自己出色的口才和坦率的发言风格。

“不可否认，我们处在一个野蛮的世界，周围有些非常邪恶的人。但我所做的工作要求我，有时候为了挽救生命，我也必须和这些人握手，和他们对话。”

与被视为“疯子”的萨达姆成功对话，是安南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之一。

年，美伊战争一触即发。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飞行16个小时来到巴格达，坐上了萨达姆派来的汽车。出发前，他让工作人员准备了两份新闻通告，一份宣告成功，一份宣布失败。但若无功而返，他和联合国都将名声扫地。

目的地在底格里斯河畔的一处宫殿里，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守卫，身着军装的士兵用长矛搭起一座“拱门”，让安南从下面穿过。穿深蓝色双排扣西装、打同色领带的伊拉克独裁者准备好了橙汁，在对面等候。

对话陷入僵局时，安南从衣袋里拿出一盒雪茄，这是古巴前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送给他的哈瓦那雪茄。他拿出两根，朝萨达姆递过去，“你抽烟吗？”

萨达姆看了好一会儿，“我只同我信任的人一块抽。”安南一笑，“我也是，你信任我吗？”

安南后来在自述中回忆，萨达姆当时不知道是否该对他表示信任。他想了一会儿，伸手接了过去：“我从来不与联合国的人一起抽烟，你是个例外。”

即使对于多年辗转颠沛于战乱区的安南，这也称得上是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那是我的噩梦。”他在回来后告诉英国《每日电讯报》，这场危险而艰难的博弈几乎令他精疲力尽。

3个小时的秘密会谈后，安南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出宫殿，手里拿着一份签好的协议，还带出了萨达姆一句令他终身难忘的评价：“我知道你是个勇敢的人。”

更多时候，安南并不出声，只是深思熟虑地倾听，扮演沉着冷静的调解人。“哦，天哪”几乎是他口中最尖刻的言辞。他手下的工作人员说，即便是在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提出过分的要求时，安南只是下巴上的肌肉有一丝颤动。

秘书处执行助理伊丽莎白·林登迈耶是唯一一个见过安南彻底失去冷静的联合国员工。他“整个身体和眼睛都充满了愤怒，像狮子一样低吼”，将林登迈耶吓得僵坐在椅子上不敢动弹。还有一两次，有人曾目睹他的眼睛因为恼怒而眯了起来。

“他为什么不生气，只有上帝知道。”曾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的布莱恩·厄克特如是说。另一位与他共事多年的同事透露，“我从未听说过他与任何人关系密切。”

在大多数人眼中，这位“善良，温暖，不知疲倦”的“世俗教皇”，跟勇敢二字毫不沾边。在质疑者看来，他甚至有些“柔弱”，过于息事宁人，无法胜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重担。这种平静柔软的姿态，很容易让人忽略他内心的强大和坚忍。

“我说话比较轻柔，所以很多人会忽视我其实是一个坚强、坚定的人。”他不相信，一个人靠拍桌子或大喊大叫就能表现出坚强。

年4月8日，安南出生在加纳库马西一个富裕显赫的家族，父亲是省长，也是世袭的部落领袖。他在加纳最古老、最负盛名的精英寄宿中学和世界一流的大学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法语、英语和好几种非洲语言。

在他看来，宽容和耐心是非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传统，人们面对问题的方式就是走到一棵树下日复一日地闲聊，直到找到解决方案。

多年后，安南唯一能回忆起来的少年时期叛逆行为，是在寄宿学校为抗议食物质量而绝食。有一次理发店公开拒绝为“黑鬼”服务，他也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我不是黑鬼，我是非洲人。”退休后去意大利度假，他被一群将他错认成摩根·弗里曼的粉丝团团围住。为了不让他们失望，安南签了弗里曼的名字后“落荒而逃”。

他“在部落社会中养就了非部落的秉性，在一个极端动荡的时代成长为政治上的中庸主义者，在一个选边站的年代成长为妥协调停派”。

年，24岁的安南进入联合国工作。冷战时期，这个政府间组织在大国的夹缝中几乎没什么存在感，低调、傲慢而神秘的国际官员则是令人羡慕的清闲职位——工作自由舒适，可以拿份体面的薪水和外交护照，位高权重者时常将其作为政治交易的筹码。

然而，长期的短视和懈怠酿出了苦果。年4月，惨绝人寰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举世震惊，联合国的不作为备受谴责，而安南当时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与维和行动负责人。他当时向几十个国家施压，要求派遣军队，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这成了他数十年职业生涯中为数不多的污点之一。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地写道，“SG（Secretary-General）代表的不是秘书长，而是替罪羊（ScapeGoat）。”

这段痛苦的记忆，深刻地改变了安南的世界观。

他不止一次地为自己辩解过，最终还是在大屠杀纪念馆的无数个头骨面前承认，“在那个邪恶的时刻，世界辜负了卢旺达”，“全世界都必须为这次失败深深忏悔”。

年12月，联合国秘书长竞选陷入僵局，安南在美国支持下被扶上“宝座”。但当选仅几分钟后，他就明确表态，发誓绝不会成为美国的傀儡。正式上任后第一个月，他亲自访问华盛顿向克林顿讨债，敦促美国尽早补交拖欠的13亿美元会费，借此向世人证明自己不是美国手中的一颗棋子，任其随意摆布。

他治下的联合国，致力于通过外交干预减轻人类痛苦，消除贫困，抵抗艾滋病，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孕产妇健康，减少全球不平等，“前所未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