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爆发伊始，我们就见证了各国从武汉撤侨行动，当病毒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后，我们也迎来了海外留学生和侨民的返乡。这重新在全球化时代将“国籍”这一概念浪漫化，并凸显出它古老的对“庇护”的象征。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享有“国籍”的特权，边界的复兴也会使得国家以保卫民族之名强化它们的排他行为，形成一种新的、预防性的、霍布斯式契约。这这场瘟疫新冠病毒也让全球化的谎言越发明显，在多大程度上象征了某些人迁徙自由，就在多大程度上象征了迁徙自由之于其他一些人的不可能。本文作者FredericMégret是麦吉尔大学法学院教授，他从国际法的视角指出，这波疫情中所凸显出来的边界之排他性，显现出国际法的民族主义特质，而人权的方法论式的民族主义，使它虽然曾有力地将一些国家内部的不平等进行问题化，而对国际体系本身的不平等却无能为力。本文

首发

于OpinioJuris，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刊发

，以飨中文读者。

全球化的最具特色的表征之一是较大规模的国民因生活、工作或探险等原因移居海外。伴随这一现象的往往有这样一种话语，它强调国族身份的日渐衰微，和个人与国家间纽带的相对性。这一话语曾具有深刻的精神分裂性，并且现在依然如此：与它共存的是偏执狂一般地将“有害的”移民拒之门外，即使这样做的代价是数不清的苦难和不公也在所不惜。而这一源自全球化核心的矛盾却明显被无视了。

新冠传染病的爆发所带来的一个突出的现象是许多移民，尤其是享受着迁徙特权的那些，迅速地向他们的原籍国寻求庇护。相应的，那些国家一边进一步针对外国人收紧边境，一边将身居海外的本国国民接回国。

许多国家已经采取了相当大规模的撤侨行动

，包括特许飞机、医疗人员和复杂的领事协助。针对病毒的防护似乎变成某种成千上万人争先恐后“回家”，即使这样做的代价是病毒的加速传播。

年3月18日，古巴哈瓦那，“布雷马”号邮轮人员包机回英国。新华社资料

在某种程度上，关闭边境是一项由医学主导议程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关闭边境并不仅仅取决于这一议程，并且这一由医学主导的议题也逃脱不开构建其的政治。禁止外国人入境，并同时以相当的代价调拨资源撤侨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和法律考量，远远大过认为它是严格意义上对抗疾病最佳方法的考量。毕竟，就像新冠病毒不知道国界，它也不会在意基于国籍的身体的限制：一国的国民正可能像非国民一样被感染。反而，撤侨的决定似乎首先彰显了国家对其国民的一个残余而持久的义务感。又或者，这种决定甚至复活了那种已相对

过时的国家（国籍国的角度除外）对外国人负有的特殊义务的古老的概念

。

与这一进展相关的似乎有这样几个现象。第一，一种对国籍的重新的“浪漫”式的强化。“国民”在国境关闭之前被单挑了出来，有权回国。当然，并不是说国籍这个概念在新冠爆发之前已经失去任何重要性。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国籍也一直作为至少是部分人的特权的关键矢量。但是现在，针对国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