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劳尔·卡斯特罗年掌权并宣布改革以来，古巴政坛慢慢开始有了一些新的趋势与争论。然而这个国家左翼的未来将如何，仍然难以预料。

美联社照片/费尔南多·莱斯卡诺（FernandoLezcano）

古巴正处于十字路口。

在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政权五十五年之后，当年的革命元老相继去世，而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将如何前进依旧不很明朗。它会经历东欧国家那样的资本主义“休克疗法”吗？还是会像中国和越南那样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政治自由的扩大和对异议分子的宽容，会想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伴随着经济自由化的进程而出现吗？社会主义民主也许很难在古巴实现，如果能的话，这对这座岛上新生的批评左翼又意味着什么呢？

不管怎样，劳尔·卡斯特罗自年掌权以来便承诺改革，古巴政坛也开始出现一些新的趋势和争论。尽管我们队这些思潮所知有限，而且很少有古巴人愿意公开讨论他们的政治倾向，但我们仍然可以勾勒出岛上变化中的政治格局。

卡斯特罗的改革进程推动了大多数长期政治犯的释放，正视并努力缓和了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还推动了出入境的进一步自由。这些改革措施有着类似的特征：行政规则的放宽,对公众意见的让步，同时不承认任何独立于政府裁量权之外的公民权利，以及一定程度的政治与经济自由化。当然，这些举措绝不可能带来美式民主，因为那会动摇古巴共产党对于权力的垄断。

卡斯特罗经济改革的重点在于试图采用“中越模式”来恢复古巴经济的活力，这种模式是一种一党专政的国家资本主义，掌握了银行业等国家经济的战略部门，同时与国内外的私有部门分享其余部分。然而古巴的经济自由化却不像越南与中国那样顺利，阻力并非来自基层，反而来自于担心自己的权力被侵蚀的官僚阶层。而这也日益成为古巴学术界中间的热点话题。

古巴社会科学家卡米拉·哈内克（CamilaPi?eiroHarnecker）特别提到了来自于“集权主义者”的影响，这些人往往是中层的管理人员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他们担心失去工作，担心失去通过腐败牟利的机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倾向于支持继续完善国家社会主义。尽管哈内克仅仅将这个范围描述为中层的官僚阶层，而且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但他的分析仍适用于那些权力链条顶端的高级干部，例如近来被视作劳尔-卡斯特罗继承人的强硬派，何塞·拉蒙·马查多·文图拉（JoséRamónMachadoVentura）。

除了中层管理人员对于“中越模式”的担心之外，我们对于这个国家权力结构中其他重要部门对于这些改革的看法，以及全国人民对于这些改革的看法都知之甚少。而那些国家重要企业（包括合资企业）的管理者与技术人员的观点，无论他们是否隶属于军方，却都是不难预料的。

就像他们那些东欧国家的同行一样，这些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都是劳尔·卡斯特罗改革进程的积极拥护者，强烈支持古巴转向国家资本主义。有些管理人员的确明确这样表示，但实际的改革进程显然更加温和：允许国有企业保有50％的利润用来调整资本结构，小规模投资与工资上涨的自由决策权。这些措施是古巴共产党年的一个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还包括更大尺度的改革（目前大部分未实现），例如部分地放开定价权，以清算、私有化或改制为股份公司的形式清除掉部分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

卡斯特罗的经济改革已经从古巴经济研究中心（CEEC）的一群经济学家那里获得了制度上的支撑。尽管他们认为这个改革计划的范围有限，但仍认为这是迈向建立国家主导的混合经济的重要一步。这些支持者中最突出的两位是OmarEverlenyPérez-Villanueva和PavelVidalAlejandro。在同样工作于CEEC但却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哈内克看来，这些“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主义的首要目标。CEEC也暗示过相比社会主义管理，私人式的资本主义管理更有优势。

哈内克谈到，在这些“经济学家”眼里，受利益驱使的自主经营企业能够最有效率地协调各种经济活动。他们认为私有化经济带来的种种后果，无论是贫富差距的扩大、对于弱势群体的进一步忽视，还是日益严重的环境恶化，都可以得到有效的解决。他们提出用合理的税收制度来削弱贫富差距，并以立法的形式来保护消费者、工人与环境——这一立场使我们想起欧洲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党人。

哈内克还提到，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在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当中很是流行，他们希望改革带来管理自主权的全面放开，这样“计划经济”的成分便被消除干净，私有制也会得到恢复。他们与CEEC是否有直接关系还不清楚，但CEEC的“经济学家”们在向古巴的政治-学术机构兜售赞成市场的过程中的确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也使得这群人被卷入官僚的明斗暗争当中。

哈瓦那大学的校长认为OmarEverlenyPérez-Villanueva对于古巴当前经济体制的批评有所失当，随后便阻止他前往华盛顿参加年拉美研究协会的会议，而几位和他持相同观点的同事却得以前往。而作为计划与经济部长MarinoMurilloJorge的经济顾问，Pérez-Villanueva似乎并不怎么买账，与CEEC的几位同事继续我行我素。年6月，他出现在古巴电视台，主持一场以“古巴的经济与企业管理”为主题的研讨会。

几年之前，还很难相信天主教会会成为古巴政治生活的主要角色。在教会的历史上，它在古巴的力量一直都是比较弱小（就拉美标准而言）的。而劳尔-卡斯特罗领导下的政府则向教会做了一系列让步，允许它组织宗教游行，建立起网络化的组织，发行新闻简报、杂志，建立小型教区并发行教团出版物。此外，自年以来，卡斯特罗还允许天主教会掌管菲力克斯·巴雷拉文化中心，这是政府的批评者们可以公开发表他们意见的少数地方之一。这个中心还和一个西班牙天主教大学一起培训古巴未来的企业家。

人们或许琢磨不透古巴政府究竟从这些让步中获得了什么，但毫无疑问的是天主教会从中收获颇丰。教会是一个管理极为高效的团体，其组织程度仅次于军队。它从战略、战术各个层面上考虑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试图成为国内一支重要的道德力量，由此它以一个“中立”的仲裁者的形象试图凌驾于古巴所有的社会、政治利益冲突之上。

为此，教会试图将自己的形象塑造为长期以来古巴文化传统的守护者，结合流行的古巴黑人的信仰，例如对于科夫雷仁爱圣母、约鲁巴传统的古巴守护神Ochúnin的崇拜（同时又试图让自己与异教崇拜划清界限），突出古巴文化的特色。在披上守护者外衣的同时，它也在努力掩饰一系列棘手的历史与政治问题，比如它对于西班牙统治尤其在最后一次独立战争期间的激进支持，以及革命政府早期它和右翼反对派的关系。

古巴的天主教阶层希望看到一个有着深厚天主教传统的重要党派来带领古巴走向转型，就像欧洲和拉美的一些基督教民主党派所做的一样。但教会也很清楚，在采用了独裁的中越模式的古巴，这样一个党非但没有流行的土壤，也无法发挥其作用，而这个党派实际上也已经在流亡当中了。因此它选择追求更现实的目标，推动禁止堕胎、离婚的天主教社会议程的实现，在高校当中扩大影响力，在公共学校推广宗教教育——自20世纪上半叶的古巴共和国时期起，天主教集团就已经在追求这些目标了。

沿着其一贯模棱两可的多变政策，教会自年以来就一直出版菲力克斯?巴雷拉文化中心的官方刊物《凡人空间》（EspacioLaical），为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主义以及新的批判左派和CEEC的经济学家们提供舆论阵地，却也偶尔对那些拒绝与古巴政府对话而且（有可能）与美国在哈瓦那的利益部门合作的异见分子发生点摩擦，但他们也资助并出版那些“古巴新家”（“古巴新家”是一个《凡人空间》旗下的社会、法律研究团队，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