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任何时候好像都有一些任务摆在我的面前，总有一些干不完的工作，办不完的事情，一件事情还没有干完，另一件事情就又“登上门来”，因此精神总处在一个“紧张状态”，直到我在三亚海边漫步的时候，才突然发现我已经是一个77岁的老人了，也许这正是我现在仍然不像一个77岁老人的原因吧，“生命在于思考、生命在于运动”嘛。

我这人信“命”！细想一想，信“命”也应该是唯物主义范畴，“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嘛”！

回忆每个人的一生，你会发现你的很多经历，好像是有人早就给你安排好了似的。有时，你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却没有干成你所要干的事情，不经意你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甚至于一个偶然的因素，却改变了你一生。

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个，学习不算拔尖，也算得上班上的前几名，加上性格随和，所以是班上的“乖乖虎”。记得临近毕业的时候，遇上那年大批选拔空军飞行员，飞行员的身体素质要求很高，体检相当严格，所以因为我体质弱小而被淘汰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后，学校又把我列入保送到解放军军事通讯学院的名单之中，这对于一个出身于“手工业者”家庭的我来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喜讯。那年头，讲“家庭成分”，“手工业者”是属于劳动人民出身，因此保送到“保密”的解放军通讯学院也是正当的事。没成想，又是体检这一关把我刷了下来，当然，思想有了很大的波动。

那一年，我们国家开始组建武装警察部队，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武装警察”是干什么的，只是听老师讲：是给外国大使馆看大门的，结果“弱小”的我却被选拔上了。虽说“看大门”听起来不是什么“光宗耀祖”的工作，可那个年代的热血青年，服从国家分配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当年真去了武警部队，今天也从武警老战士岗位上退了下来，当然，闹不好现在也是一名武警的将军了。命运无时不刻地总和人在闹着玩儿，马上就要整装待发了，上级下来通知：先考大学，考上大学的就不要了。于是我们这些既兴奋、又迷茫的一群“武警战士”又投入到了高考前紧张的复习中去了。

记得当时我根据学习成绩，我报考了北京铁道学院作为我的第一志愿。说来奇怪，发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早晨，长在我家院子树上最高的一棵大丝瓜突然自己掉了下来，接着一只碧红的蜘蛛（我们叫“喜蜘蛛”）爬上了我的床头，我妈说“看来咱家要来喜事”，话音刚落，邮局送信的就在门外大声叫喊：“快来接喜报啦，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到！”，我双手接过通知书不敢相信，直到看到通知书上写的确实是我的名字才敢相信。惊喜之余，怀着不解的疑惑赶快跑到学校，才知道是班主任老师根据我的学习成绩不声不响地把我的第一志愿改成了清华大学，感激之情可想而知，班主任老师一颗悬起的心也落了地。当年国家对汽车和农业机械刚刚开始重视，清华新组建了一个“动力机械与农业机械系”，据说，我们高分的学生就被分配到第一届“动、农系”就读于“汽车与拖拉机”专业。

七年的校园生活（当年学制为六年，加上文化大革命晚分配一年）除了学习之外，就是搞学生活动。刚入学时，我被选上班干部，说是“干部”，其实当了个生活委员。我这个人命里注定是“为人民服务”，生活委员，起初只是给大家买买饭票。六年中，随着我年级的增长，我的“官”越做越大，从班上的生活委员、系学生会生活组组员、组长到系学生会副主席，文革前“爬”到了校学生会生活部的副部长。说来好听，其实一直是和食堂打交道，为同学们办好食堂卖力。不过，这六年多的学生干部的经历，实在是为我走上社会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记得有一次，我还在发烧，保皇派突然袭击，在体育馆组织对我的批判，那个时候还讲究文明辩论，当然他们不让我讲话，我的手就一直举起要求发言，体校的“造反派”得知后，把体育馆团团包围，把我像英雄一样“抢”了出来，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感觉“胜利”的光耀。

第二次南下，江西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已趋于明朗化：南昌几乎已全城“革命化”，所谓的“保皇派”都已逃往乡下，记得南昌警备区把南昌的群众都武装了起来，我们清华大学在南昌建立了联络站，有趣的是：联络站的成员在学校虽然是所谓的“团派”和“”两派成员，到了江西都成了“造反派”一致对外。我虽然南下串联的最早，因为在学校里我并不是一个“风云人物”，所以在“联络站”里，也只是个“无名小卒”。

那个时候江西的文化大革命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南昌周边的各个县城的“保皇派”将南昌包围，抚州军分区司令误判“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的“匈牙利事件”，集结了军分区的武装力量和“保皇派”民兵准备武装攻打南昌，据说中央下令劝阻而不听，无奈，中央派济南军区部队急速南下，制止这一行动。我就在这一时刻第三次南下南昌。记得我们刚下火车，就直接搭上南下“剿匪”的卡车，当时发给我一把“三八大杆”和40发子弹，因当年这杆枪已经少见了，别人嘲笑我说：你40发子弹打完了怎么办？我说：车到山前必有路！结果参加这次军事行动大约一周时间，一枪未发！

记得济南军区部队在接近黄昏的时候乘坐军列到达南昌，清华大学联络站的头头不知从哪里搞来一部解放牌卡车，我们大家全副武装爬上卡车，我们的车夹在部队的中间，这边是大部队，那边是军分区小股部队和民兵，前方经常枪声阵响、火光闪亮，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进展缓慢。我们这帮大学生们，哪见过这般景象，总想冲到前沿参加真刀实枪的战斗，无奈部队总不允许我们向前。终于在夜间停止前进的时候机会来临，我们全体下车摸索沿着部队的前方前进，正在高兴之余，突然看到几辆北京吉普车，十多个战士背着步话机，中间围着一个穿便装的大胖子，摇着一把大扇子，一看就是首长。开始警卫战士阻止我们靠近，那位首长问我们是哪里的？我们说是清华大学驻南昌联络站的，首长很兴奋的说：“哦，你们也来凑热闹来啦，好吧，前面村里有40多个民兵，你们不许放一枪一炮，把他们包围缴械了！”最后还大声的吼了一句：“听清了没有？不许放枪！”，无奈，我们边走边议论：我们只有20几个人，对方有40几个人，又不准放枪，这“围剿”的任务怎么完成？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前面又是几个吉普车、几个警卫兵和一个着军装显然是首长的人，同样问我们是哪里的？我们如实地又重复了一遍，并告知他：前面一位首长交代了我们一个任务，这位首长听后哈哈大笑说：“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就是傻，那位首长是跟你们开玩笑那，停止前进，老老实实给我呆在这里！”，后来才知道，前面那位首长是军长，后面那位首长是军政委，这是后话。

部队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整整行进了一夜，凌晨到达了抚州，这一夜一切都是野战状态，不允许喝井水，要喝稻田里的水加消毒片。据说部队打到抚州，对方部队和民兵已逃往赣南，中央下命令：大部队停止前进不再追缴。我们进城的时候，就缴获了一部解放牌卡车，卡车司机是不愿意南下的“保皇派”，借汽车的“故障”留了下来，我们给这位运输公司的司机写了一张“收条”，此后这部汽车就名副其实的交由我来驾驶和保管，一周后开回了南昌。

大家应该还记得“支左爱民模范李文忠”吧？就是这一仗打完之后，江西文化大革命就稳定了，济南军区部队开始从各个地县保护性接回被驱赶的南昌“造反派”，其中在赣江上为救落水的“造反派”而溺水水的战士“李文忠”就成了全国“支左爱民模范”的楷模。

历史就是爱和人开玩笑，而且开的都是国际玩笑，事隔几年后才得知：这次行动好像是“四人帮”主导和命令安排的，那二位“首长”可能也是“四人帮”的死党了。

文革接近尾声时，记得是由北京各大工厂派出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首都各大专院校，当然也开进了清华，执掌了清华大学的一切生杀大权，我们的毕业分配自然就由工宣队来主管。记得当时中央对大学生分配提出四个面向原则：“面向基层、面向厂矿、面向农村、面向边疆”，并明确提出：大学生要当农民、当工人。当时在学生中就流传着一个顺口溜：“远分对儿、近分赘儿、不远不近分光棍儿”，意思是说：把已经有对象的“一对儿”分配到边远的地方；把有困难、有“累赘”的分配到离家、离城市较近的地方；那么不远、不近的地方自然就留给了无牵无挂的“光棍儿”喽。我的家庭出身还算是“劳动人民”，记得开始我被分配到包头坦克厂。当年能分配到保密的军工厂还是一件十分荣幸和自豪的事。然而，命运总是与你开着玩笑，还是那句话：“一个偶然的因素可以改变你一生的命运”。我在学校7年，最好的一个朋友就是小我一届的、我们在系学生会“生活组”的一个组员，我们在学习之余，几乎是形影不离。我这个老弟是陕北出来的。上大学之前已经有两个娃儿，七年的城市生活都没有改变他的农民形象。毕业分配时，工宣队并不了解这一情况，把他分配到了西藏。听到这一消息后，我带他找到工宣队的领导，说明了他的这一困难：“人家老婆孩子都在陕北农村，分配到西藏两年一次探亲假，你让人家咋办呀？！”。工宣队自然通情达理，把去西藏的名额留给了“对儿”。

说来这又是命中注定，我们这位“老陕”退下来到哪里去呀？工宣队讲只有克拉玛依油田还有两个名额，毕竟新疆已经通了铁路，一年一次探亲假，结果他动员我陪他一起去，如此这般，我们还给工宣队写了一份决心书，就这样我们两个人踏上西去的列车，命运让我们与克拉玛依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干就是二十三年。

经常有人问我：你是哪里人？我总是费一番周折告诉他：“我的祖籍是山东烟台、生在东北沈阳、北京长大、大学毕业在新疆工作了半辈子，因此我有四个故乡”。在西去的列车上度过了三天四夜。那时候，穷学生哪里坐得起卧铺？能买的起一个硬座票就算不错了。三天四夜的跌破，腿都坐肿了，每次穿鞋都很困难。可一到乌鲁木齐，塞外风光和边疆的风土人情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我们顾不得沿途的劳累，一头扎到二道桥民族自由市场，维吾尔族小伙子那半生不熟的汉语叫卖声，维吾尔族大叔、大婶的热情招呼，那玲琅满目的民族饰品，仿佛把我们带到了异国他乡，一下子就让我喜爱上了这片土地！

年我和老伴又回到乌尔禾镇的“魔鬼城”

我这一生，最值得记忆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年在乌尔禾（克拉玛依北公里）钻井处农场被戴高帽子游街，号称钻井处文革21大事件的其中一个重大事件。

我们到克拉玛依石油局报道的时候，新疆文革还没有结束。新疆分“多数派”和“少数派”，“多数派”相当于全国的“保皇派”，少数派相当于“造反派”，力量相差悬殊。内地的大学生大多都有同情弱者的思绪，在思潮上也与“少数派”相近，所以内地分配来的大学生几乎清一色的支持当地的“少数派”，只是介于克拉玛依是油田军管，军代表曾专门召集我们这帮“久经考验”的红卫兵小将，告诫我们：“你们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不要参加群众组织！”，这一点我们牢记在心了。

就这样我们清华、北大、复旦等毕业的一行12名被分配到钻井处的大学生，先开赴到乌尔禾农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呆就是八个月。

此时正是深秋的季节，汽车在茫茫戈壁上飞驰，仅有的一条泊油公路好像从这个天边通向另外一个天边。强烈的阳光照射在戈壁泛起的“蒸汽”上，使我们第一次亲眼目睹了“海市蜃楼”的幻景。随着汽车的疾驶，慢慢地、慢慢地远处天边出现了一丝山峦、奇形怪异的山峰，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不知道是哪位同学突然叫起来：“快看，世界著名的魔鬼城！”，我们这些毫无地理和地质知识的人，只是觉得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观。而那个常看“世界地理”杂志的同学，却沉醉在自己知识渊博的自豪中，滔滔不绝地给我们介绍他发现。的确，这是世界有名的“亚丹”地貌，有多少文人志士想亲眼目睹，都因为它地处边远而不得相见，然而它却朝夕相伴了我们将近一年。

这座“魔鬼城”就在远离克拉玛依公里的乌尔禾镇旁，我们钻井处农场就在这里。在镇上一眼望去，独特的亚丹地质地貌形成的山麓，宛如一座“魔鬼城”，在刮风的时候，里面还不时地传出阵阵“鬼哭狼嚎”凄惨的吼叫。“魔鬼城”我平日里进去过多次，里面由于风蚀形成的各式各样的景象，那真是多姿多彩，有的像一座远古的城门、有的像弯曲的城墙、有的如一尊全副武装的武士……，每次进去都感觉不一样，从而为我留下了大量的影视资料，可在“狂风大作”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跟我一起进去，所以没有感受到“鬼哭狼嚎”的情景，这是后话。

第一次骑马，从跑马上跳下来抢拍的一张照片

这是一个职工农场，有轮流支援农场的各单位职工、钻井处各中学的学生还有部分农工；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回族和锡伯族等各少数民族；他们纯朴善良，一到休息的时候，在田间地头我们就被三、五成群地围在中间，给他们吹牛，讲述我们在北京的生活和文化大革命的故事，很快就赢得了他们的信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几个民族朋友，小吐库堤是一个民族歌手，他的音乐天赋使我惊讶，他既不识字又不识谱，却弹的一手好热瓦普（维吾尔“吉它”），一首新歌，只要你唱上三遍，他立刻就会把它弹唱出来。我跟他学唱的第一首维语歌曲就是“毛主席的光辉”，这首歌至今我说来就唱，在茶余饭后、夕阳西下之际，我们总是围在他身边听他弹唱，现在想想真后悔没有在那个闲暇的时候，跟他学民族乐器和维吾尔族舞蹈。

在农场还有两个农机技术员，一个是回族的马良，一个是蒙古族的谢立浦。因工作关系，这两个人也是我志同道合的好朋友。马良大我几岁，时刻像兄长一样护着我，谢立浦更不用说，每到休息就拉我到他家边喝奶茶边用不熟练的汉语和我聊天，时不时地还要给他漂亮的妻子当翻译。说实话，酥油茶的味道开始实在是“不敢恭维”，喝习惯了，一闻到那酥油的“香”味儿就想起了蒙古包。

记得我们刚来的时候，他们看到我们穿的带补丁的衣裤和被褥，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是从北京带来的，都认为我们是在“作秀”，甚至有人还造谣说我们是在北京犯了错误发配来到新疆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表现不仅消除了他们心中的疑惑，而且在共同的劳动中建立了十分深厚的友谊。正是这种深厚的友谊，保护了我们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我们12名大学生刚到农场时，正值新疆文化大革命两派对立的时候。农场大部分是“多数派”，当然也有“少数派”。看官们可以想像，像我这样外向性格的人，走到哪里都是“先锋”一个，直到今天我老伴还指责我“你就是爱逞能！”，没错，自然我就成了这农场12个大学生的“头”，有什么事，自然是我出头露面！

我们虽然声明不参加“少数派”组织，但不等于说我们不支持“少数派”的观点，自然就惹起“多数派”总部基地的注意。话说我们这12个大学生和农场的各族支农的职工、学生、农工，特别是农场少数民族的老老少少的关系特别好，不管是“少数派”、还是“多数派”老百姓，我们都处的十分融洽，记得农场有一位维吾尔大叔吐库堤，是农场民族的头人，所谓“头人”就是威望较高的人，平日里说话大家都唯命是从的人，显然也是德高望重的人。吐库堤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叫“约日克斯”和一个调皮的儿子叫“约乐瓦斯”，这小子是我的“跟屁虫”，天天跟在我屁股后边。吐库堤大叔和大妈是个十分本分的人，每到星期天就把我叫到他们家吃饭，不是“抓饭”就是新疆正宗的“拉面”，对我格外的热情，现在想想，两位老人家当年肯定有个想法，只因“阴差阳错”命运又开了一个玩笑，否则今天我可能就是“维吾尔族的女婿”啦！正是这种群众关系让我在事件的后期基本上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事件的导火线是这样的：记得那是我在农场食堂当“厨师”的一个月，我的师傅是个山东老乡，对我特别好，那时候还是困难时期，糖是定量的，每天早晨喝“糊糊”（玉米面粥），我师傅总会用炒菜勺子给我筷一勺子砂子糖（白糖），放在我的碗里，每天都是那句话说：“吃！老栾，大汗三年饿不死厨子”。

当时正直春耕下肥的时候，每天都有十几辆解放牌卡车拉来羊粪往地里撒。开车的师傅们自然是享受特殊待遇在后厨吃饭，所以我跟开车的师傅们都混的很熟。有一天正值我下班，出食堂看到一部解放牌满满一车羊粪还没有卸，司机邓师傅去吃饭了，等待卸车的农工知道我会开车：“老栾，你和邓师傅又熟，你开车我们先把羊粪卸了吧，卸了好吃饭！”，驾不住大家的鼓动，我便把车开下地里，卸完了全车的羊粪，等把车开回来的时候，邓师傅本来就不高兴，一看，怎么从冷却水箱那里向外滴水呀？！打开前脸一看，坏了，因为水箱没有固定牢固，风扇把刚刚更换的新水箱刮漏了三根管子。在那个艰苦的年月，更换一个新水箱那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情，虽说我和邓师傅很熟，可也没有躲过邓师傅一顿臭骂！结果我在全农场职工大会上做了一个“深刻”的检查也就相安无事了。

果然，预料之中，这一天终于来了。这天与平时不同的是，农场来了许多“不明身份”的陌生人，一大早就把大家赶到地里，唯独把我留在了队部，这时广播响起：集合，召开大会！把大家又从地里“集合”回来。当全体员工挤满了食堂大厅的时候，宣布批斗大会开始，一声令下几个不熟悉的大汉把我拉到前台，突然一个人把早就准备好的“高帽子”戴到了我的头上，我自然条件反射的把“冒子”摔掉，还没有等“不明身份”的人上来，一个农场的老职工立即将帽子捡起来戴到我的头上，我正在愣神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只听他在我的耳边轻轻的说了一句：“老栾，戴上吧！”，我立即就理解了他的意思。接下来就像文革电视剧一样，由我敲一个铜锣每到一处，他们就向镇上不明真相的群众说：“这个北京的大学生是犯了错误发配来新疆的，偷开一个解放牌逃往苏联，在后山掉到悬崖将汽车摔的粉碎！”，开始我还争辩，后来就根本不让我说话，只是再三问我是否参加“少数派”组织？我当然予以否认。无奈在镇上转了一圈不了了之。

我经常说，：“一个偶然的事情就可以改变人的命运”。乌尔禾地区有一个蒙古公社，是青一色的“少数派”，组织游街的是克拉玛依钻井处“多数派”总部派来的。在我游街的时候，蒙古公社已经准备出动马队把我抢出来，只是碍于我一直否认参加了“少数派”的组织而不能动手。现在想想可真后怕，当时如果马队真的出动，势必引发一场武斗，那我今天在哪儿还不知道了！

感人的事情就在这一时刻，游完街，“多数派”派来了一辆厢式测井车，把我放到后车厢，开着大门，把我拉到钻井处，准备和“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一起去烧锅炉。在押解我的汽车缓缓起步的时候，我们农场无论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的群众，特别是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兄弟，含着眼泪，有的哭出了声，缓缓地跟在车后，那时我突然想起了“送战友”的这首歌曲，我眼含热泪一直到望不到他们才将门关上。虽说这事件和“送战友”那电影上的场景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可什么时候一听见这首歌曲，这眼睛里的泪水就会随着即时的场景流出。

我被拉回到钻井处“多数派”总部，原本要把我安排与“走资派”一起去烧锅炉，可能是害怕我与“走资派”串联吧，第二天把我拉到了远离克拉玛依公里的白杨河，这里是哈萨克牧区，不懂汉语，长年在山沟放牧，给我“配备”了一名维族老汉和维族小伙，任务是每天装一车羊粪。

我到了这里一看，我的妈呀，山沟里哗啦哗啦地流淌着雪山上融化的雪水，长年不熄清澈见底，山坡上大片大片的白桦林，这里简直是西伯利亚的景色，这哪里是“劳动改造”呀，简直是到世外桃源来“度假”！

我们每天的任务是装一车羊粪，其余的时间完全自由，除了经常帮助牧民整理羊圈，其余时间就是每天早、晚举起毛主席语录带领哈萨克姑娘们对着毛主席像“早请示”和“晚汇报”，剩下的时间那就是抓兔子！

没过几天，哈萨克头人得知我是北京来的大学生，当天晚上在他那宽敞明亮的蒙古包内按照最高的规格热情地款待了我，又是大块的吃肉、大碗的喝酒，哈萨克姑娘们近于疯狂的舞蹈，那晚简直就是过节一样，从那一天起，每天装羊粪的任务就由哈萨克小伙子们来完成了。那一个月的生活简直就像在天堂上一样，以至于我都不想回去了。临行的前一天晚上自然又是一场一醉方休的狂欢，哈萨克头人恋恋不舍，姑娘们那就更不用说了。一个多月的相处，又让我与这里的哈萨克牧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哈萨克的大叔大婶们用生硬的汉语，逢人便说：“北京的巴郎子（男孩子）好！”。

世间的事物，真是轮回往返，等到“整党建党”运动时，司机邓师傅无论如何都因我戴高帽子游街一事过不了关，无奈还是我亲自去到他所属的支部“开脱”，才让他过了关，事后千感万谢，成了朋友。不用说，当年我是乌尔禾家喻户晓的“名人”，当我当上领导后，曾回乌尔禾农场探望，走在乌尔禾镇上，不时遇到当年的熟人，大家都是围拢来问寒问暖热情拥抱，像老朋友好久不见，深感亲切。

八个月的“锻炼”结束后，我被分配到钻井处大型井队当“钻工”，成为一名正式的石油工人。说是“钻工”实际就是最艰苦、最危险的“壮工”。

我刚到这井队时，就被这个庞然大物所震撼，43米的井架高耸云霄，轰鸣的柴油机就像一群雄狮在不停的怒吼。带我的季师傅也不过大我两岁，我就像季师傅的“跟屁虫”一样，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季师傅教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爬天车”，开始我要双手扶着梯子的扶手一步一步的爬向43米的“天车”，再后来就要求我不扶两边的扶手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居然可以一只手提黄油桶，另一只手扛个大管钳爬上了天车。在队里季师傅是个典型的“活宝”，一闲下来，不是跟这个开玩笑就是跟那个打打闹闹。停钻的时候，晚上我和季师傅在值班房里值夜班，那时值班房里没有收音机、更没有电视机，只有一部手摇电话陪伴我们渡过漫长的夜晚。实在寂寞就爬到天车上数星星，或者向那远方大喊大叫。当地维吾尔老百姓经常晚上坐着毛驴车到戈壁滩上打梭梭柴（一种戈壁滩上长的灌木），打柴火的毛驴车会一直向隔壁深处走去，打柴火的人就在车上睡觉，等到了半夜睡醒，打好了柴火再原路返回，满载着柴火的毛驴车到天亮也就到家了。有一天晚上，我睡着了，到了半夜季师傅突然把我叫醒说：“老栾，快醒醒，我给你看个西洋景”。朦胧中我跟随他走到井场外的一条大道上，前面好像来了一辆打柴火的毛驴车，一个维族老汉正躺在车上睡大觉，毛驴只管呱嗒呱嗒地往前走，我说：“这不是老百姓打柴火的毛驴车吗，有什么好看的？”，季师傅说：“别忙，好戏在后边”。只见他牵着毛驴转了一个圈，毛驴就呱嗒呱嗒又沿着来的路往回走了去。开始我不解其意，突然间我猛醒悟过来，捧腹大笑了起来，连声骂道：“缺德、缺德”！

这一年，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亲临了两次大事故。一次是我刚刚上井不到十天的时间，井队刚好进行开钻的表层快速钻进。我被安排在钻台的大门口，负责卸掉提升起来的钻杆端部的“护丝”，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工作了，提起来每一根钻杆，我都要将“护丝”卸掉，周而复始。搞过钻井的都知道，在“快速钻进”时，为了节约时间，都用揽绳（学名叫“猫头绳”）缠绕在一个滚筒上，靠“猫头绳”的摩擦来提升钻杆。如果稍不注意将“猫头绳”缠乱，那么滚筒就像一个卷扬机，把钻杆一直提到四十多米的所谓“天车”，直到拽断“猫头绳”，使二十多米的钻杆从四十多米的“天车”上自由落体，这是搞过钻井都知道的重大事故，对不起，上帝就给了我一个“偶然”的机会遇上这一次“重大事故”。

在我周而复始地操作时，我还没有来得及拆卸正在提升的钻杆护丝时，就见这个钻杆“嗖”的一下升上了天空，此时站在钻台上所有的人都从四米高的钻台上跳了下去，唯独我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呆呆地站在原地从头到尾地观察这一切，下面的所有人都在大吼“跳下来、跳下来”，然而机器的轰鸣掩盖了一切，直到钻杆落地插透二十多厘米厚的钻台，距离我只有两米远。说实话，不明者无畏，我当时一点都没有害怕，以为这只是一项正当的操作。当把柴油机的“气门”关掉后，全场一片寂静，队长走上旋梯，透出一丝恐惧而煞白的脸上布满了满腔愤怒的表情，只见他紧握的双拳，恨不能狠狠地扇我一记耳光，痛苦地向我大吼：“你为什么不跳！”，记得有一位老师傅从钻台上跳下来磕掉了满嘴的门牙。事后我的师傅就因为没有把我一起带着跳下去而受到记大过的处分。从那次起，钻井的各个岗位操作我都体验了一遍，唯独拉“猫头绳”这一项操作没有让我动过一次。

第二次是喜剧性的“事故”。那是我在井队已经是各个岗位熟练的“把手”了。一次夜班，我们哈萨克的副队长在手握“刹把子”（钻机的操纵杆）正常钻进，当这根钻杆快钻完时，他说“哎，老栾，你帮我干一会，我卷一根莫合烟”，于是我接过他的“刹把子”，聚精会神地看着“泥浆泵”的压力表，谁想他一根烟还没有抽完，突然“呯”的一声，头上突然感到一片黑烟，我立即压下操纵杆喊：“着火啦”，说时迟、那时快，队长一脚把我踢开两米多远，喊：“快跑！”，可还没有来得及反应，我们两人已浑身浇透了。原来是泥浆管线憋破了，泥浆倾盆而下，我们两个人都成了“泥浆人”。好在我们这个班里没有女“采集员”，我们两人脱了个净光在柴油机水箱里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把全身衣服洗好就晾在水箱散热器上，两个人光着屁股抽莫合烟，天亮了，衣服也干了，虽说是个不大不小的事故，但也载入了我们队事故的史册！

井队的生活，伴随你的是周而复始的机器的轰鸣、浓烟、和无休止的单调的劳作，接触的总是那四十几个熟悉的面孔和茫茫的大戈壁，每当机器停下来的时候，井场一片寂静，仿佛整个世界都停止了运转。你可以放声的歌唱，尽管一句都不在“调”上；你可以大声的吼叫、尽管没有人去聆听；你可以用最“污浊”的语言去发泄你的愤慨，也不会有人去干预；你也可以用各种“破格”的方式去表达你的喜悦，当然，“喜悦”总是会得到“响应”，那就是变成大家的欢呼和吼叫！

在井队工作最大的欢乐，莫过于打完一口井，井架搬家的那个日子。由于戈壁沙滩没有任何障碍，因此我们实施的是“整体搬家”。到搬家那天，二十多台“斯大林80”大型拖拉机，分别排成两行，挂好了钢丝绳，加大了“油门”，一声令下，随着一片浓烟，将一个四十多米高的大型井架缓慢拖动，那壮观的场面和那高大魁梧的哈萨克总指挥的身影至今难以忘怀。

那个年月，一望无际的大戈壁，只能偶尔看到一片一片的“芨芨草”，哪里有水呀？除了在井队正常作业时，送来的“水”是有保障的，遇到寻找井位、在戈壁滩上施工，那么“水”就是最珍贵的，每个人必须节省的“喝”，所以一年戈壁的生活就锻炼了我少喝水的习惯，以至于后来我做了“办公室”的工作，甚至当上了所谓的“领导”，我的办公桌上都没有一个水杯，也没有养成喝茶的习惯。

在井队呆了整整一年，我又被调到安装区队（负责井队搬家的队伍）。在井队的整整一年里，我又学会了许多石油勘探的知识和技能，随后又做过拖拉机手、汽车司机、修理工直至技术员和工程师。我发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句话的确有它一定的道理。我是搞技术的，做事又认真，所以遇到有些技术问题总喜欢与那些维修工去争论，甚至争的面红耳赤也不得罢休。别看我们修理车间的主任是个大老粗，每当我与修理工争论时，他一言不发在旁边聆听。当然争论的结果，总有我对的时候，也总有我不对的时候，结果不仅效率不高，还有时候伤了和气。有一次他把我叫到一旁问我：“咱们白碱滩（钻井出驻地）到克拉玛依有几条路？”，我说：“那还用说吗，当然是两条路喽”，他又问：“哪条路近，哪条路远？”，我又说：“那还用说，当然是北路近、南路远喽”，最后他说：“好，一共十个人，有八个人坚持要走南路，只有两个人想走北路，你怎么办？”，我说：“那还用说，当然一定要硬拉着那八个人坚持走北路，因为北路的确近”，他最后跟我讲：“老栾呀，你硬拉那不情愿的多数人走他不情愿走的路和干脆随他们愿走他们情愿走的路，我问你：哪个时间长，那个时间短呀？”，我猛然回味这里的哲理，而且想不到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师傅居然还有如此水平的头脑，而且能用如此通俗的实例表达出来，细想一想，他所表达的思想不就是我们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思想吗？！可以说，他的启发指导了我一生的工作方法。

我刚调到安装区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接近尾声，各个单位都在清理文化大革命中的“遗留”问题。报到的第二天正好赶上区队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在批判一个人。我一看此人不正是在乌尔禾组织给我戴高帽子的那个人吗？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多数派”的一个小头头，平时较为“激进”，虽说区队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多数派”，但此人就爱整个人，在老百姓中不得人心。说来好笑，在“抓辫子”、“打棍子”的那个年月，只要说错了一句话，就能被“打成”反革命。他是山东人，平时爱唱个山东小调。有一次在大家休息时，他顺口就唱了个“一九五八年，鬼子进了大关.....”，大家听了不对劲儿，说：“你再唱一遍”，他又原词原调又唱了一遍，结果这个经常抓别人辫子的群众组织的小头头就被大家把他“抓了个现行”进行批判。

在批判大会上，你一言、我一语，越说越来劲儿，说着说着怎么说起给我戴高帽子游街的事情上来了，而且提高到“迫害知识分子大学生”的高度，我本来还在莫名其妙，“怎么多数派批判起多数派来了？”，突然听到主持批判大会的大队长喊我站起来，让他给我赔礼道歉，还问我：“他的检查能否过关？”，我几乎是语无伦次地说：“其它的问题嘛，我不了解，乌尔禾给我戴高帽子的事情纯属于派性，提不上什么迫害，我看、我看检查还可以吧”，我这战战兢兢的发言，先是引起了一阵笑声，紧接着赢得了一片掌声，事后我这位老乡对我十分感激，谢谢我说了一句公道话，使他的以解脱。

想起74年我刚刚考上驾照，就发生雪地“掉头”的事故。你想，刚考上驾照，正在兴头上，只要是出车，那是争先恐后，特别是跑长途。一次，大风雪，要到远离克拉玛依公里外的乌尔禾农场去接一个人，我自告奋勇开解放牌大卡车，当时我已经是技术员，领导也不好阻拦，只是千嘱咐万叮咛：“一定要慢、千万要慢，遇到要减速时，一定要轻踩刹车，千万不敢一脚刹车踩到底，要“点”刹车”。还給我配了个维吾尔族老师傅（只是便于翻译，不会开车），便于路上方便。

如此，兴致勃勃的出发了。路上风雪漫天飞舞，能见度也就只有百十来米，车速也就只能控制在50公里/小时。大约走了有一半的路程，我突然发现前方百十来米的距离好像公路被挖断了，出于紧张忘了师傅和领导的叮嘱，一脚踏板踩了个急刹车，完喽、完喽，这下子可完喽，这车根本不听使唤了，从公路的一侧，侧滑到公路的另一侧，最后来了一个度的大掉头，停在公路的边崖。“一身的冷汗”已经远不足以形容当时的状态了。再想起步，车轮打滑那是门也没有。还是我的命好，刚好隐约可见不远处有一个哈萨克族村庄，无奈我们两人到村里求援，哈萨克头人听明白后，立即叫上20多个小伙子扛上铁锨給我的路面上撒土，我“起步”“掉头”才脱离了险情。真是怀念那个年月呀，车出来后，大家凑在一起卷起了“莫合烟”（新疆的手卷烟），我们再三的感谢，哈萨克兄弟们高喊：“下次路过一定再来！”，看，那个年月，真值得怀念！

我在新疆工作了23年，这样的故事还有一次，那已经是多少年以后自认为开车很有经验了，在乌鲁木齐，也是风雪交加冰天雪地，我开的是老式还没有ABS刹车防抱死装置的“嘎斯69”小车。由于不停的下雪，化了冻、冻了化，马路上冻的一道道的“冰堎子”。车到十字路口，我要拐弯减速，踩了一脚刹车踏板，没成想踩的有点过头了，方向盘向左一打，坏了，前轮左侧碰上了一个冰棱子，冰棱子一“撞”，整个小车横向向右滑移，此时就在我车的右侧，一个大客车正在全速行驶，如果我靠上客车，毫无疑问我将被大客卷翻，后果不堪设想，这个时候，我看大客车，大客车看我，只有听天由命没有任何办法！哈哈，还是我那句话：多做点好事吧，好人终将有好报！就在两车相距只有十几公分的时候，我右侧一块冰棱子“磕”到前轮，这一“磕”，哈哈，我的车又向左横向滑移过去，又是“一身冷汗”，不是我瞎说，我和大客司机不约而同地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两次这样的遭遇，两次这样的体验，給了我深刻的实际体验，使我多少年以后，调到中国重汽做技术培训工作时，在讲解ABS刹车防报死时，增添了不少生动的实例。

我这个人还有那么一点传奇色彩，记得那是刚刚开放进口设备的年代石油系统率先大量进口设备，我在克拉玛依钻井处当技术员，我们进口了两台英国“考尔斯”12吨液压吊车，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液压”吊车。领导安排我和一名年轻的司机还有一位老修理工一起到上海接车。那已经是年关靠根了，火车走到玉门时，因铁路突击运送新疆过春节的物资，所有设备一律停运，无奈，经请示同意，玉门石油局的同志们帮助我们把两台吊车卸下火车并给配备了足够的装备，那个年月，一纸介绍信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于是我们就开始了冰天雪地的千里跋涉。

年轻的司机打头阵，我开着第二台车和老修理工断后。还没有跑两天，小伙子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好在从玉门到乌鲁木齐只有一条路，只有他跑在我们前面，是不会丟的！

忘了那是跑到第几天，到了甘肃柳树泉农场，冰天雪地，在公路中间两道深深的轮沟，我怕吊车地盘的离地间隙太低，便在车轮沟印的旁边选择了新的位置，这下可好，正当吊车骑在冰面上缓慢行驶时，只听得“哗”的一声，整个半个车身全部陷在了冰水里。我哪里经过这架势的考验呀！公路上围拢来的人越来越多，被档住的车也越来越多，我当时就没了主意，旁边的人告诉我，附近有一个柳树泉农场，可去求援，一个小卡车司机自告奋勇地去联系，不到20分钟农场一个大队长带着20来个小伙子扛着铁锨、圆木就来了，因为吊车有液压千斤腿，把圆木垫在千斤下面，本想将千斤打起来，可以将吊车支起来，没成想千斤一压，就将圆木压入泥水里，吊车纹丝不动，四、五个圆木压到水里都没有用！就在我们已经没有了主意的时候，有一个人说：你们每次打千斤时，我都发现吊车向侧面移动几公分，是不是可以将千斤腿先顶在圆木上，然后快速打千斤，让车大距离横移？一试十分有效，结果就这样一步一步地终于把车移到硬冰面上！两个多小时的战斗，不成想，我们大家的下半身都已经湿透，就这样，我们谢绝了农场的挽留，一一握手告别那个时代的好人，在汽车暖气和煤油炉子的烘烤下又踏上了长途跋涉的路。

离开柳树泉农场，开足了驾驶室的暖气和煤油炉子，忍受着“外暖内冷”的煎熬，加快马力赶路。天渐渐黑了下来，等完全漆黑一团时，突然前面一条整洁漆黑宽宽的高等级公路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我高兴的喊了起来：“国防公路、国防公路，有救啦！”，满怀喜悦的心情，也不知道累了，也不知道冷了，大吊车就顺着漆黑的公路一直往下狂奔，奔呀奔呀，只觉得一直往下走，怎么走也走不到头呀？驾驶室里好像空气都凝结了，为了缓和紧张的气氛，我对修理工孙师傅开了个玩笑说：“咱们是不是往地狱走哇！”，没成想老孙跟我翻脸了，说：“你说什么胡话！”，吓的我再也不敢吭气了。

车还是那么走着，可是凝结的空气好像静止不动，突然，一条横贯的公路挡住了我们的去处，望远看去一堆一堆的“坟堆”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远处一闪一闪的“鬼火”在时隐时现的闪亮，我悄悄地说：“孙师傅，这下子可真到了阴间地府喽”，孙师傅推开车门，下车一看，是一堆一堆的盐巴，我们恍然大悟，我们已经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七角井盐场”，远处的鬼火是一盏一盏的灯光，有人啦！我们看了看表，正好是半夜12点钟。

我们顺着小路驶向一处灯光，敲开一个蒙古包，开门的是个五、六十岁的大爷，我们说明遭遇，老人家立即把我们让到蒙古包内，加大了炉火，为我们现做了两大盘新疆拉面，我们立即脱了衣裤，三口两口吃完了拉面，钻进被窝就呼呼大睡了。等我们醒来时分，已经是太阳高照接近午时了，再看看那老人家，还坐在火墙边为我们在烤衣服。我们从被窝里出来，光着身子，足足伸了有五分钟的懒腰，感觉如果我的胳臂够长，我会把手伸到太阳上去，这是我一辈子最舒坦的一觉，也是我一辈子穿的最暖和的一次衣服！老人家一夜没有睡觉，兵团的大嫂又给我们做了一大锅“揪面片”，吃饱喝足兵团的员工和队长又送我们出发上路。

那个年代，最值得怀念，这一切的一切，没有花费一分钱，只凭一纸介绍信，走遍天下！（写到这里，突然有一种伤感：这个世界运转的太快啦，上面提到的孙师傅，当年是那样生龙活虎，可是今天已经不绝人世了。）

歇也歇过来了，吃饱了也喝足了，吊车也加足了油，这下可好了，开足了马力一路高歌，奔向乌鲁木齐！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不测祸福，当我们中午行驶到达坂城的时候，眼看着翻过冰大板就到达乌鲁木齐，没成想雪花飞舞、狂风大做，天立马就黑了下来。你说，当时为什么不